1941年底，洪业被日军逮捕。审讯时，韩国翻译对他说：“请向太君鞠躬。”他照做了，但同时表示：“我是对武力鞠躬！”日本军官问他：“你为什么要抗日？”他答道：“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回答方式。概括地说，我不得不如此。但你如果要我仔细说说的话，请你给我20分钟，不要打岔。”对方同意了。于是在这20分钟里，洪业告诉军官，自己是研究历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以武力占领别的国家，只能暂时收效，最后一定得到报应，报应来时，当初的压迫者会比受害者更惨。你们声称日本的目的是要亚洲共荣，这是骗人的。看看韩国的历史就知道，日本吞并了韩国，现在韩国人无论愿意与否都被征入日本军队，做着卑微的工作。你们是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韩国！听到这里，那个韩国翻译热泪夺眶。到了第二次审讯时，照例要先“给太君鞠躬”，没想到那个日本军官站了起来，向洪业鞠躬道：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人鞠躬！”


            辜鸿铭在湖北襄赞洋务，凡有辱华者，一概以蛮夷视之，曾说：“何谓夷人？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惟武力是视，恃强凌弱，不知何谓真正文明而妄以文明自尊之欧洲人，皆夷人无疑也。” 

            五四时，归国留学生多崇尚西方，直欲一夜之间摧毁国故，全盘西化。辜鸿铭愤怒地指责道：“吾早在英伦之际，已知何谓祖国。为祖国故，富贵复何加焉？今学人竟不省此，自摇根本，附人骥尾。宁不殆哉。”他且撰有《在德不在辫》一文，文中写道：“果截发辫可得洋人青眼乎？果着洋服可得洋人青眼乎？谬矣，如此洋人必益轻我。惟我截然与洋人大异，持我国毫无逊色之传统，昂藏与之抗礼，了无逊人之意，洋人始能敬我。”苏曼殊评论道：“国家养士，舍辜先生外，皆土阿福（泥人）也。”


            辜鸿铭的父亲是英资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他从小聪慧过人，英国老板布朗非常喜欢他，收他为义子。他十岁时，随布朗赴苏格兰接受教育，临去时父母叮嘱他：“慎勿忘汝为中国人！”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恶日本人如寇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寻找翻译。生病也不去医院，因为不想说日语。


            李鸿章忍辱签订《马关条约》后，发誓“终生不履日地”。当他访美归来时，须在日本横滨换船，他却坚决不肯上岸，最后侍从们只好在两轮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把他扶了过去。


            晚清的革命志士，为痛伤国运而自杀者，惟陈天华、杨毓麟等寥寥数人而已。陈天华投海于日本大森湾，杨毓麟自沉于利物浦大西洋，他们的死令民众悲恸不已。而韩国正式被日本“合并”的那一年，其亡国之痛，较之中国更痛百倍，因此留日的韩国学生当时就有七八十人自杀。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陈汉章在北大讲“中国历史”，自编讲义，将外国的声、光、化、电统统考证为先秦诸子的旧物。沈雁冰当时是其学生，对此大不以为然，陈汉章看出来后，把沈雁冰叫到家里，说自己的本意是要打破现在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颓风，实在是用心良苦的。
            　　

            五四运动中，已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十年的学长周瑞琦悲愤地投水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有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久也许就要亡国了。无人能知山东问题将如何解决，南北和平将于何时实现。大家徒然旁观学生们空举双手，毫无私心、隐讳与其他外在的企图，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国家，这多么可遗憾！我认清了我现在是正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受奴役，我决定宁愿作自由鬼而不愿作活奴隶。同胞们！为你们的国家勇敢奋斗吧！我结束了我的生命！”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张作霖对日本人，小事多由之，大事则虚与委蛇，日人因此对他下了毒手。张作霖的前辈张锡銮也是如此，他主政奉天时，对日人的威逼利诱，总是装聋作哑，常拱手说：“老了，老了，不成了！”日人十分恼恨。张锡銮还写有这样的诗句：“边城久陷倭人手，一战能收匪所思。四野欢呼元佐惧，新军初试大功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抓了奉天行政长官臧式毅，为诱使他投降，特许家属送饭进牢。臧的母亲便将一块鸦片烟贴在碗下送入，希望儿子服毒殉国。但臧最终还是决定投敌，当他被释放回家，却看到母亲已经投缳自尽，以身为诫！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宋哲元主北平军政，情势复杂，他能刚柔并御，与日方周旋，始终未失大体。他的友人聂钧制一联曰：“北方佳人，遗世而独立；东邻处子，窥臣者三年。”

            　　
            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战间，沦陷区多有藏岳飞画像和“还我河山”题字的，有的便因此被指为游击队、便衣队而遭到迫害。


            吴佩孚的军队唱着他的《满江红》撤防北上，词曰：“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后来练兵于洛阳，常书一联赠人，辞曰：“欲平大难须大胆，誓扫倭人不顾身。”
            　　

            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佩孚晚年幽居北平，来访者仍络绎不绝，吴无可无不可，惟拒见日本人。曾有某日本人，系汪伪军事参赞，能说流利的山东话，乔装成山东人与吴见面。吴得知后，悔恨不已，墩墩告诫门卫要严加分辨。日本人一直想拉拢吴，但受命前来说项的，一见吴忧愤国事、嗔目奋髯的样子，便不敢再开口，只好废然而退了。


            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藏有200种宋版珍籍。张元济慕名前往参观，主人陆树藩不允，而日本的岛田翰却两次登楼览盛。1906年，张元济听说陆树藩要出售皕宋楼图书，马上和夏瑞芳带了全部的8万银元赶去。陆要价10万，张元济就赶到北京游说军机大臣荣庆，说买回来可以充实京师图书馆。荣庆不答应，张元济只好四处求人。等到他好不容易筹足10万银元，赶到归安的时候，陆树藩竟已以11万8千元的价格将这些稀世珍宝卖给了日本的岩崎小弥太男爵。书运到日本时，其全民振奋，犹如过节一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从此成为汉学重镇，堂内有18种古籍名列日本“重要文化财”，皕宋楼的旧物占去其中的16部。张元济十分痛苦，从此躬身访书，亲自走遍中州数省，并建立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考察，才在静嘉堂看到了皕宋楼的旧藏。三年后，日本进犯上海，轰炸商务印书馆，将崭新的建筑和机器设备毁烧殆尽，而新落成的东方图书馆幸免此劫。不料数日后，便有日本浪人潜入图书馆放火，遂使张元济等人辛苦收集的48万8千册藏书化为灰烬，其中包括2万2千余册的绝版方志。只有原藏涵芬楼的善本古籍500种，因事先存在金城银行，得以幸免。商务印书馆为此停业半年整顿。张元济在痛苦的同时也自责不已，他觉得如果这些书仍旧散佚在民间，就不会遭此劫难了。

            　　
            皕宋楼古籍的播迁异域，自是国人心头之痛，而寡为人知的是，此事亦有案文。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值日本明治维新时节，其国人弃旧学如敝屣，杨乃以低价买入大量中国及日本旧刊本，船载以归。日本人后来椎心跌足，引为恨事。

            1929年中苏中东路之变，共 产国际电令中 共武装保卫苏联，中 共遂发布拥护苏联的通电。


            张伯苓鼓励南开学生报考航空学校，报效国家，其子张锡祜首先报名。儿子毕业时，张伯苓代表家长发言道：“今日外患深重，吾辈家长应效法岳母刺字，毕业同学应学习岳飞。”抗战初，张锡祜在空战中牺牲，张伯苓闻讯后说：“今日之事意在其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战，是唐高宗时的白江口之战，日本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1935年，日本侵略正在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以纪念白江口之战的唐军主将刘仁轨。


            抗战间，钱玄同陷身京华，改用曾用过的名字“钱夏”，以正中华衣冠，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为反满清而起的名字。

            　　
            黄节讲顾亭林诗，正讲到山河破碎，至足感慨之处，一位同学站起来走了出去。黄节非常痛心，许久不能言语，问大家：“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么？”这时另一同学说：“先生误会了，那位同学正患痢疾，本应休息，正是因为要听您讲顾亭林，才挣扎着来的！”黄节一听之下，更是感伤，眼泪几乎要流下来。
            　　

            日本进犯南京时，吴稚晖新居甫成，撤退时他在壁上题诗曰：“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虽猖獗，异日上东京。”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七七事变后，前大总统徐世昌滞留天津租界，亲日派不断来游说他。曹汝霖巧言令色：“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与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徐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加以拒绝，等曹一走他便对家人说：“今后此人再来，就说我不在家。”日酋土肥原贤二约他见面，他也不见。日本人又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劝说他，他委婉推辞，但章、金二人反复劝说不止。徐终于大怒道：“你们太浑了！”金梁反唇相讥：“老师您才浑哪！”徐登时老泪纵横道：“没想到我一大把年纪了，还碰到这么一场。”说罢拂袖上楼。后来，徐练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到北京动手术。他认为自己一出租界，必被日本人所劫留，于是放弃治疗，从容而逝。逝前曾有客来访，云及抗战前途，他不答，但手指壁上“晚晴簃”横幅而已，盖以“晚晴”象征抗战之必然胜利也。
 

            华北沦陷后，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欲请吴佩孚出山，许为北平维持会长。佩孚怫然变色道：“自治者，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勿复多言。”七七事变后，日酋土肥原欲请佩孚主持傀儡政府。吴便召见记者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中日和平，先决条件有三：一曰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曰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曰日本应以重庆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自此以后不再出面，但也不搬家。各方如簧之舌前来说项，佩孚皆不置一言。汪精卫也曾写信劝降，吴回复道：“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扣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日军占领青岛后，王统照困于上海，生活拮据，以至于靠典当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岛的家已被日本人占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还给你。”王统照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抗战间，大量学者内徙至西南后方，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希望和对侵略者的愤怒，在学术领域展开民族精神与文化博大精深的砥砺，废寝忘食，日夜兼程，与前线将士一道，撑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可以说是抗战的又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取得了一样辉煌的胜利。
            　　


            宋儒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满清征剿太平天国时，开始参用西法训练士兵，并聘用了戈登、华尔、买忒勒等洋将。
            戈登的洋枪队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战事既了，他又远赴埃及投机，结果被埃及民族军队击毙。华尔在中国阵亡时，遗命穿清官服入殓。
            买忒勒则颇知中国古书，曾有某官员冒着大雪前来拜访他，他一面用西方礼节与来客握手，一面吟诵《诗经》的句子：“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后来他在攻打绍兴时阵亡。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0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满清朝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西面的英、俄，也以帝国为根本制度。中国地广人众，位于日、英、俄之间，离合众共和的美国则很远。美国人断然不能远渡重洋，来作中国的强援。如今中国的共和制度刚刚建立，执政者多为帝国旧臣，而革命分子势力脆弱。以袁大总统的威望，一变民国为帝国，变总统为皇帝，这正是英、日、俄各国的愿望。德国誓以全力襄助此事！”袁克定大喜过望，回国后即转述与袁世凯，极力怂恿称帝之事。


            民国初年，正值德国威震欧洲，北洋军遂处处效仿德军。不仅教官选择、阅兵步伐、制服款式等均向德国看齐，连蓄须也流行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须，袁世凯本人如此，其部将曹锟、冯国璋、段祺瑞……一概如此。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顾维钧任总统府秘书时，将他在哥伦比亚的老师古德诺推荐给袁世凯作法律顾问。古德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全球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他忠人之事，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共和与君主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度。他说：“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情况来看，既不能一成不变，又不宜变得面目全非，相对于民主共和政体，显然以君主立宪为佳。”他本是提交给袁世凯作参考的，不料却被袁世凯遍示于众。古德诺因此成为跳梁小丑，并失去了代表共和党竞选下任美国总统的机会。
 
         　
            蒋中正留学日本时，常在电车、火车或渡轮上看到日本人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一章节，即闭目静坐，若有所思。蒋大受刺激，遂买了大量王阳明的著作开始研读。他说：“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

            　　
            罗素说：“我爱中国人，但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抵抗凶恶的军国主义，中国的文明将大部分被摧毁，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不是被征服，就是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劣习。”
            “新中国应该为自己设立目标。要保存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文雅和礼节，坦诚和谦和，加上有西方的科学知识，且把它应用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上。”
            他相信，除非中国保存其固有的爱好和平的生活哲学，不学西方对人对事的侵略态度，否则中国采取了西方的政府制度和工业化，不一定能增进世界和平的机会。

            　　
            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1921年，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给巴黎大学的学者写信，请教三个问题：一、人是否宗教的动物？二、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三、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
            他们收到了三位著名教授的回答，他们是中国历史专家家马尔塞 格那列、小说家亨利 
            巴尔比斯、社会学学者布格列，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巴尔比斯认为，基督教作为经济政治扩张的工具进入中国是个不幸。
            　　

            罗素把马克 思主义当作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之外的另一种宗教来加以批判，李大钊也曾同意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群众运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
       　
            1929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梅兰芳访美时，一位美国老太太十分痴迷，每场必到。后来她得到了与梅兰芳见面谈话的机会，她拉着梅兰芳的手赞叹不已，说：“这是多么好看的一双手呵！为什么演出的时候要用袖子遮起来呢？”

            　　
            抗战中，陪都重庆电力缺乏，灯光昏暗，可即使是这昏暗的灯光也是有限制的。对此蒋廷黼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4月1日将钟表拨快一小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当即反对，认为这是闻所未闻的。此议于是被否定。但是不久以后，一个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却马上被采纳了。


            抗战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邀请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请洪业作陪。魏德迈致词：“中国之所以未能成为强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有所贡献，乃由于两大敌人的阻碍。一是日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操纵中国政治，给中国带来灾难，现在中国在美国帮助下已经打败了日本。第二个敌人是你们的内奸，我们美国人爱莫能助，这个内奸的名字就叫贪婪。你们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为人类的福利尽一份力量，非得除去这个内奸不可。”给魏德迈做翻译的是另一位美国将军普利士，他没有翻译魏德迈的第二段话。这时洪业站起来说：“我以平民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向两位将军致谢。魏德迈将军说得好极了，普利士将军翻得也很准确，但他为了给我们中国人留面子，第二部分没有翻完，现在我来把它翻完。”他的举动只赢得了一片沉默。 


            　　
            抗战后，美国为着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极力调停国共矛盾。1946年2月，当国、共及其他各党派在重庆上清寺签订一个基本方案后，美国特使马歇尔致词：“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回答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而不可收，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了事。

            　　
            雷震案发生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纽约时报》上质问美国政府：“我们广大的援助背后，竟没有政治自由的意念吗？我们冒了战争的危险保障台湾，只不过是为了支持一个宁愿使用不必要的警察国家方法，而不愿意健全的政治进步的独裁政权吗？”

            　　
            中国从英国进口斯贝发动机，英国人感到很奇怪，因为斯贝发动机是中国人吴仲华发明的。吴仲华20多岁就在英国当了教授，在日内瓦会议时见到了周恩来，要求回国，虽然英国方面拼命挽留，他却义无反顾。他回国几十年内都默默无闻，还不断受到批斗。后来国家发现进口的斯贝发动机有质量问题，便派他去交涉，英国人听说他来了，马上同意照价赔偿，不少英国专家还声称吴是他们的老师。
 
            　　
            文革中，商店招牌大多改为“工农兵”、“红星”、“延安”、“韶山”之类的革命名称，此外还要在合适地方写上“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口号，即所谓“一片红海洋”，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是卖哪种商品的。尼克松访华时，北京的“红海洋”突然消失了，很多商店恢复了原来的招牌，这也算是尼克松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吧。
            　　

            1972年，中美在杭州谈判，因在对台湾的表述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陷入僵局。谈判闲暇，基辛格指着西湖的苏堤问：“那是什么？”乔冠华答：“那是苏堤，是1000多年前的一位杭州市长苏东坡修的。”基辛格，又问：“这一边是西湖，另一边呢？”乔答：“也是西湖。”基辛格忽有所悟，遂与中方达成共识。次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其中有云：“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
            　　

            杜维明对唐德刚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我国自古有马车，且工艺精良，制度详备，然而中古以后逐渐被轿子取代，到了晚清，马车又自域外传来，而最初乘马车者均为西人。
            关于轿子，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乘坐骄子的是暴君夏桀，即“人辇”，这被认为是无道行为。唐代张弘靖镇守幽州，出入使用“人舆”，以致激怒将士，引发兵变。宋代王安石骑驴入金陵，看到有乘坐肩舆的，怒曰：“奈何以人代畜！”
            中国自古保人观念强烈，而从马车到骄子的退化，正是一个效率钝化、人格泯灭的过程。



            郭嵩焘为满清最早的驻外公使，以新学家自命。朝中守旧势力对他极为敌视，曾流传一幅诋毁他的对联：“行伪而坚，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此处的“鬼”指的是外国人。
            他曾乘小轮船回湖南老家，乡亲皆未见过轮船，见此大哗，认为他是洋人走狗，于是召开宗族大会，严厉地声讨他，并将轮船焚毁。郭自始至终不敢置辩一言。


            叶赫那拉太后慈禧厌恶光绪，不为他立嗣，而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同治宗嗣。载漪在府中备好茶点，等待各国公使前来祝贺，不料连续三日无一人至，因为各国对此大有意见。
            载漪因此痛恨洋人，常对人叹息道：“我见中国 
            小说中，常有剑仙侠客，为何现在没有呢？”或问何意。他答道：“我愿借其力杀尽洋人。”有人便说：“剑仙侠客不过能杀一二洋人，若要尽杀洋人，不如用义和团。”后来载漪便屡屡向慈禧进言，要求起用义和团，于是酿成庚子之乱。
            　　

            庚子之变中，义和团包围使馆，为了对付洋人的大炮，组织了一帮妓女脱光衣服，把阴部对准大炮，美其名曰“阴门阵”。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也曾驱使其国妇女赤身裸体站往第一线，以便迷惑我军，伺机进攻。历史上，越王勾践麾下的一队勇士们曾在阵前挥剑砍下自己的人头，以此震慑和迷惑吴军，从而取得胜利。所谓“阴门阵”的军事价值，只怕只有这么一点了。
            　　

            庚子之乱中，俄军攻破北京东便门，市民看到哥萨克兵，多以为是回部的援兵到了。

            　　
            清廷令董福祥围攻各国使馆，欲尽杀使臣，炮声日夜不止。使馆内洋兵仅400余，然清兵与义和团围攻月余，竟不能攻破。
            刚毅、赵舒翘坐在城楼上观战。刚毅说：“使馆旦夕可破，逆夷将无噍类，天下从此太平。”赵舒翘附和道：“自逆党谈新法，倡变法，天下几酿大乱。今公起而芟夷之，天下事不难定矣。皇上久病，失天下心，不足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海内更新，天下重见太平，公所谓社稷之臣也。”刚毅大喜过望。
            尚书启秀则奏请搬五台山和尚普济的十万神兵；曾廉、王龙文则奏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欲尽淹毙之。
            载漪屡屡为义和团请功，封武功爵者数十人。载漪本人外出，则扈从数百骑，随意呵斥公卿，自居鼎定之臣，得意之至。


            满清宗室载洵过纽约，召洋妓歌舞侑酒。席终，以厚若寸许之钞票一束与妓，妓笑而不受，载洵大窘。次日美国报纸渲染此事，并绘图形容尽致，真是自取其辱。

            　　
            荣庆任学部满洲尚书，与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讨论科目。荣庆说：“算学教员的薪水较国文教员昂贵，此科无益学生，大可废止。诚以学生既经毕业，一朝为官，自有帐房办理收支，何劳躬亲其事！”刘廷琛说：“此言甚是！不过体操一科更该裁撤，所谓兵式、柔软、跳高、竞走等名目，既不若士兵之临阵打仗，又非如术士之江湖卖技，实无益而有损。”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着力于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却受到荣禄、刚毅、鹿传霖等满汉权贵的掣肘。他曾在丰台购买千亩土地，拟设七科大学，终因未获批准而失败。这块土地因此废置，在三十年代成为日军演习野战的场所。


            睿亲王魁斌不解革命党为何物，向人问曰：“革命党剪发辫，四处为乱，是否白莲教之化名？”某贝子笑答：“革命党者，革吾满人之生命也。某党多留学生，无一不牛山濯濯，倘遇之于途，有性命之忧！”魁斌拍案大呼：“反了，反了，他们难道没有王法吗？”
 


            戊戌变法后，面对革命活动的日益猖獗，满清在朝官员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使是

当初的“后”党、守旧派，也将君主立宪视为力挽狂澜的不二法门。直到辛亥年间，革命已风起云涌，

阿勒精阿、冯国璋等人却还组织了君主立宪会，并向总理大臣袁世凯申请立宪。
            　　

            大清光绪末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允许美国财团投资东北，日本人百般阻挠，徐世昌和唐

绍仪均不为所动。日本人只好去运动北京，大清国军机大臣庆王奕劻等人不理解这是外交策略，竟接受

日人的唆示，淡化此事，美国使臣只好悻悻离去。此事被日人自诩为对美外交的一大胜利。

            直隶总督端方曾出洋访问，认同外国现场摄像的做法。慈禧和光绪的灵柩下葬时，他参加

典礼并派人摄影，因将大清隆裕太后的行宫摄入，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为“大不敬”，受到革职

处分。
            　　

            满清亡后，徐世昌在青岛做寓公。青岛大学系德国人所建，德国提督常宴请诸遗老于此，

徐常随地咳唾涕吐，大为洋人所鄙。某人写《桃园梦》小说，专门提及此事。
 
            中国同盟会员佘英熟读《三国演义》。他在四川嘉定起义后，因患疟疾不能指挥，终致不

支而走，被大清兵围困在豆沙关断蛇坡。由于“佘”、“蛇”谐音，佘英认为这是天意，竟然放弃抵抗

，束手就擒，一如《三国》中的庞统。（按：庞统号凤雏，死于落凤坡。）


            民国元年，南京方面的代表蔡元培、宋教仁等北上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任大总统，袁不愿

南下，便令段芝贵、曹锟策动一营军士哗变，并骚扰南方代表的住所，以此表示北京政局不稳，不可轻

去。
            次日清晨，唐绍仪为南方代表请命于袁世凯，正说话间，曹锟穿军服觐见，一见袁世凯便

说：“禀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妥！”袁世凯大羞，叱道：“胡说，滚出去！

”


            陈衍的女弟子戴礼，学识谨严，而见识不宽，拘泥于旧纲常，年三十尚未嫁人。辛亥革命

后，她自命亡国遗民，声称非旧官僚不仕民国者不嫁，致使她后来所托非人，终为所弃。

            　　
            张作霖进京，著旧式衣冠觐见溥仪，偷目四觑，觉得大清皇家威仪不过尔尔。
            溥仪见他贼目兮兮，心中不悦，略致数语而退，对近侍说：“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殊失

臣下礼！”
            张作霖闻之大怒，对人说：“这小子已属平民，还摆什么臭架子！”当时，复辟派的袁金

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都在张作霖的幕中，复辟之说甚嚣尘上，自此一觐后，此说顿息。
            　　

            张勋复辟，任命谭延闿为湖南巡抚的电令发到时，谭正在宴客，见此连呼“滑稽”、“滑

稽”不已。当时各省奉满清诏谢恩的，只有“安徽巡抚”倪嗣冲；挂龙旗的，也只有北京和蚌埠两地而

已。

            　　
            张勋复辟失败后，躲在荷兰使馆的洋楼中，生活舒适。曾有访客问他：“复辟是否符合国

情，姑且不论。倘公及早宣布立宪已安人心，虽败亦足解嘲，胡不见及此？”张勋说：“我不懂这套玩

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等人瞎闹而已！”
 
            　
            欧战时，留德某学生在德国的博物馆里，赫然发现陈列有清宫亵物，系八国联军掳自北京

。此事传开后，留学生认为有辱国体，开会请愿，结队游行，中途与德国警察发生冲突，致被殴伤一人

。大家义愤填膺，包围了中国驻德使馆，要求外交抗议。高语罕越众大呼：“昔华人殴毙德国教士一名

，而立青岛租界之约。今德人殴吾同胞，况被殴者为学生，请以东普鲁士割让于我，始彰公道！”大家

齐声附和，声震云天。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

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

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令董政国于二十四小时内夺回长辛店，不然提头来见，结果才

半天时间，已有传令兵回来报告：“董旅长过去了。”曹锟一听大惊，以为董已死，乃惨然看了吴佩孚

一眼，正准备征询该以谁继任旅长的时候，那传令官又频频催促：“大帅，总司令，您们也一起都过去

吧！”曹锟才知是打了胜仗，不觉虎跃而起道：“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

            徐树铮访德，时传他将与德国签订卖国条约，在德留学生为此冲击了中国驻德使馆。公使

陈箓只好签字画押：“陈箓谨以身家性命，担保徐树铮君此次来德，确无卖国行为。”徐树铮匆匆离开

德国，在途中致电段祺瑞：“陈使阘茸失体，乞予撤职。”陈箓于是被免，从此退出外交界。


            洪深出洋留学，专攻戏剧，为中国第一个戏剧专业的留学生。当其留学归来时，祖母问他

在外国学了些什么，他说“学做戏”，祖母大失所望，唠叨道：“大好男儿，为何学做戏子？”


            陈三立（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

：“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刘显世任贵州督军，有留美工科硕士晋谒。刘问：“你会造牙粉果子露么？”答曰“不会

”。刘后来对人说：“这也算工科硕士？还不如王和叔会造牙粉果子露呢！”
 

            孙中山派卢信恭拜访商务印书馆，请印行《孙文学说》数卷。高梦旦认为孙中山虽退出南

方政府，然中央的通缉令尚未取缔，所以不宜出版。张元济以为然，于是加以婉拒。不久此书由亚东图

书馆出版，马上风行于市，便是在北京的安福俱乐部也进行了翻印。孙中山非常憎恶商务的做法，尽管

张元济专门写信进行了解释，但孙中山还是难忍怒气。
            　　

            何健主政湖南，提倡读经，听说《论语》半月刊出版，即订购1500份，拟由教育厅分发各

中小学教员，当时引为笑谈。（按：《论语》为一文化刊物，与四书之《论语》毫不相干。）
  
            冯玉祥练兵好用问答式。他有一次召集部队讲话，讲了一段即问：“你们都听见了没有？

”士兵齐声高呼：“听见了！”再讲一段，又问：“你们懂吗？”全体回答：“懂！”冯便指一士兵问

：“我刚才讲的是什么？”该士兵肃立敬礼回答：“报告总司令，忘了！”
            又有一次，冯对部队大讲三民主义，讲完后带领大家齐喊：“我们是有主义的军队。”旋

问某士兵：“我们有的是什么主义？”该士兵肃立高声答道：“报告总司令，是帝国主义。”

            　　
            周佛海自命为日本通，做汉奸而有得色。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吉冈文六问周佛海：“有

许多财政，譬如国家银行，是靠做假做起来的，你将来的财政，也只有做假吧！”周说：“当然！”吉

冈愕然，于是又揶揄他：“那么你的财政部，应该找伊东（一有名的经济骗棍）作顾问。”周马上拿出

记事本，郑重其事地问：“伊东是何人？请见告！”吉冈急忙说：“瞎说，瞎说！”

            　
            新中国五十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大学全面改组，党 委负责制确立，社会学、人类学、

心理学和政治学作为独立科系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马克 
            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真理，不需要其他的社会科学。苏联的大学不设置这些科

系，中国当然也照做。由于完全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我国许多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优势科目被扫荡殆尽

。

            　　
            新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 
            义联盟联友好时期，许多人对苏联方面过度尊重。一次苏军红旗歌舞团来华演出，曹禺负

责接待，他吩咐工作人员在入场券上写道：“请鼓掌三次以上。”


            三门峡工程拟建时，黄炎培的儿子——留美水工专家黄万里批评某些“专家”竟放弃了“

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常识，妄言黄河下游会变清，以此讨好人民和政府。他并且提出了降低

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但未被采纳。1960年，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

淤积，并且快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之严重超出了黄万里的预期。1964年，周恩

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的三门峡改建方案，正是当初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此时黄已被划为右派分子

好几年了。

            　　
            《海瑞罢官》上演后，胡梯维马上写了题材雷同的《兴唐鉴》，演魏征谏争事。不久，吴

晗获罪，胡梯维自知不免，夫妻相对悬梁而死。


            文革中，鲁迅博物馆中鲁迅母亲的巨幅遗照受到了万众敬仰，但在周作人家中，同一个母

亲的牌位却被红卫兵砸烂。
            　　

            文化大革命最可怕的地方，是儿童的心灵也都受到了污染。翦伯赞被迫从燕东园的独家小

院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间小黑屋里。因为没有厨房，他只好在门口支了一个炉子做饭。附近的小孩子听说

他是“黑帮”、“牛鬼蛇神”，常常来起哄，还往锅里吐唾沫，丢脏东西。这实在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他藏有一套中华书局选刻的《四部备要》，共计351种著作，文革中他想送给别人，没人敢要，想捐给图书馆，图书馆也不敢收，最后只好当废纸送给造纸厂当原料。他还有6000多美钞，是他过去在外国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稿费收入，也被红卫兵一把火烧了。

            　　
            文革高潮中，曾经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革命小将们揪斗了英国外交人员，还让他们坐“喷气式飞机”（一种刑惩方式）。为此，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向英国代办处道歉。
            　　


            文革时期，澳大利亚请童第周去讲学，童这时却在科学院里打扫厕所。他前后共打扫了十年的厕所，邓小平说，这是“糟蹋圣人”。


            文革中对古中国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仅能举出具体的大规模组织性的文物破坏为例，洛阳龙门石窟被完全破坏，成千上万的佛像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红卫兵挨个儿捣毁，即使佛像在很高的地方，也决不能幸免。云岗石窟也遭到了相当破坏，后来由于法国总理蓬皮杜要来参观，才作了一些修整。其他如杭州西湖、曲阜孔庙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西湖的岳飞庙和秋瑾墓都被铲平了，只有灵隐寺因当地农民群起护寺，才幸免于难。
            有人曰：目不忍视，耳不忍闻，上国春梦，尽付一场急雨残红。


            经过几十年的西式政治运动，人民的思想被严重束缚，人格被严重限制，审美被严重扭曲。八十年代初，李谷一演唱《乡恋》，但就是这样一首旋律简单、风格质朴的“准流行歌曲”，都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口诛笔伐。1982年，大连歌曲团到上海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在台上边走边唱，这一“轻佻”的举动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媒体纷纷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并写了很多内参。《辽宁日报》为此事专门请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 
            夷。任说：“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样讲的？……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我认为，共 
            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马玉昆骁勇善战，世称“伏波将军”，这是用汉代的名将马援来比他。大清国庚子之乱时，八国联军进攻天津，马玉昆义愤填膺，誓与决一死战。直隶总督裕禄劝他说：“洋兵战术妙不可测，我军非其敌手，君若战必败无疑。”马玉昆不听，径自率所部移屯京津要道上的北仓。联军进攻十分凶猛，尤其日军锋头甚劲。马玉昆便一马当先，手刃日兵十数人，又冒险冲进敌阵，左臂中弹，犹指挥如故。虽然最终不支而退，但是外国人都非常佩服他，称他为将才。时论认为，正是北仓之战，延缓了洋兵推进的步伐，使得慈禧和光绪有时间逃出京城。
            　　

            辛亥革命时，成都革命党欲尽屠内城“满城”中的满人，尹昌衡力排众议，且单骑入满城，说得满将裕琨投降，一场屠杀于是幸免。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袁世凯说自己取消帝制的原因：“吾昨观天象，见巨星陨地，谓吾生平所再见矣。第一次所见亦同，不弥月，李文忠公薨逝。今又再见，吾体力虽健，而抱恙未瘳。况吾家几世以来，未有逾五十九岁之男，吾适逢此年，恐不久于人世矣！”因此万念俱灰，壮志全消，不久即病逝，未打破袁家“未有逾五十九岁之男”的宿命。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良好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却幸而未死。他的做法感动了所有人！

            　　
            （陈独秀两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牺牲后，他们的姐姐陈玉莹也伤心而死，高君曼大哭不止。陈独秀皱着眉头说：“迂腐！”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曹锟后，第一件事是将曹的一个佞幸李彦青枪毙，实际上是为了夺取他的巨额财产。不久又要曹锐去见他，曹锐不愿受辱，马上服毒而死。


            林白水被杀为军阀戕害新闻自由的极端事件，但另有隐情。林办《社会报》，以大胆敢言闻名于世。然林不事私产，家中每曾断炊，便向权贵索要津助。稍不遂意，便丑诋于报端。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潘复正忙得焦头烂额，见林来乞讨，当面拒之，林拂袖而去。翌日，报端有论云：“鲁督张宗昌入都，潘侍之不离跬步，如肾囊之于睾丸，则潘复可呼为‘肾囊总理’。”张宗昌阅后大怒，即令捕杀之，无须任何审讯。薛大可闻讯急忙赶到，谏道：“公勋业正隆，奈何杀文士？”张宗昌不顾而唾，薛大可就长跪不起，张终于为之感动，打算赦免林白水，不料林已被处决。杜甫居蜀时，也每以衣食叨扰严武，常嗟呀抱怨。林白水之狷介之质有如杜甫，但张宗昌远没有严武的度量。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加强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终其身，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一肾出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 
            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新文化运动发动人之一的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飞机失事前一夜，徐志摩虽已购好飞机票，但竞夜与刘半农等聚饮，已是疲倦不堪，特地叮嘱旅店侍者道：“明早要睡懒觉，请勿打扰。”侍者说：“飞机甚早，如果不在七点前起身，将不及搭乘。”徐说：“无妨，就算赶不及，后日搭乘也一样的，一张飞机票能值几何！岂能因此使我不得酣睡？”侍者应允而退。但徐沉思有顷，又叫来侍者叮嘱道：“我回沪休息亦佳，明晨准于七时前唤我起床。”翌晨匆匆启行，竟遭大难。
 

            黄侃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住在吴承仕的一处别院。不久黄的幼子病死，黄认为房子不吉，乃举家迁出，并在墙壁上写满了鬼字旁的汉字，几乎把《康熙字典》中所有相类的字写完，最后还在大门上大书“天下第一凶宅”。吴承仕非常生气，认为他实在太过分，黄却反唇相讥：“再说，需先赔我儿子来！”

            　　
            齐白石曾卜一卦，相士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这个问题在胡适为他编年谱时被发现了。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死，消息绝少见于报端，中 
            共的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反 右时期，陈梦家出于对古文字的热爱，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文 
            革开始后，陈梦家遭到残酷的批 
            斗，他向一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不料未死，十天后他又自缢而死，足见他已义无反顾。

            　　
            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陈毅哭诉道：“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文 革中，红卫 
            兵抄熊十力家，焚毁手稿书籍无数。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处吟游，喃喃自语：“中国文化已亡！”


            1957年，傅雷被划成右派。翌年，傅聪在波兰公派留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去了英国，被人称作“叛国分子”。文革中，傅雷自杀。傅聪在1980年说：“我在波兰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指傅雷被划成右派），那年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就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所以，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范长江于1936年访问了延安，并于1939年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召见了他。可是他作为一名著名的红色新闻工作者，1949年后虽曾担任新华社总编、《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要职，却只是昙花一现，从1952开始，他就离开了新闻界。1970年，他死于河南确山五七干部干校的一口井中，尸身赤裸带伤，被宣布为自杀。1991年，国家有关部门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
 

            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马但求留一方砚台写字，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文革中，范烟桥恐祸及己，尽焚五十年来的手稿。但饶是如此也未能免厄，有一次他念了一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红卫兵听到后说他侮蔑文革，将其活活打死。周瘦鹃来吊唁，泣不能语，回家后便投井而死了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很多，但如翦伯赞这样，在得到“宽大处理”——当作“反面教材”供养起来，却还要自杀以表示“不配合”的，却绝无仅有。大多数人非到忍无可忍，还是在苟活着。

            　　
            1967年，叶笃仪去看潘光旦。潘说：“我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原则——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叶说：“那就继续投降，继续屈服，从而继续活命。”潘说：“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eccumb（灭亡）。”


            1968年，李广田不堪批斗之苦，在昆明北门外的莲花池自杀，传说这也是吴三桂死后，美人陈圆圆自杀的地方。

            　　
            王造时在五四运动时期曾两次入狱；1936年又被国民政府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文革期间他被捕入狱，遭到残酷迫害。刑讯人员声称：“王造时即使是钢，也要使他化为钢水。”于是，一个足有180镑的胖子，被折磨到皮包骨头。但是他仍然满怀歉意地对难友说：“我也有责任，教了一辈子书，没有把青年教好！”1971年，他死于上海的监狱中。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女儿海容则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被折磨而死。



            文革中，沈从文非常坚强和洒脱，每天除了接受批斗，还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年纪大的老人比较放心）。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也做的非常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还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朝鲜人李百拂认为：“中日两国之立国风格迥乎不同，中华信乎为泱泱大邦，仅举一最小之事为证，已可见其对世界友国之诚挚态度，非浅薄险隘之日本所能及也。如中国根据译音名诸外国，英国、德国、美国、法国……在中国文字中皆为懿词，均含褒义。若日本则适相反！名德国曰‘独’，意为独夫之国；名旧俄曰‘鲁’，意为愚鲁，经俄国抗议，才改作‘露’，但仍有薤露朝阳之意；名美国曰‘米’，看似无他，实际上有吞食的嘲谑之意。两者对比，一目了然！”日本人称美国为“米国”的不尊重态度，蒋介石亦曾在演说中谈及。
            　　

            伊藤博文问辜鸿铭：“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鸿铭笑着回答道：“孔子之道，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变，决不会三三得八。日本若无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本来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还款时，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唐才常与谭嗣同都是湖南浏阳人，为一时瑜亮。如今浏阳有才常路，但百姓多不知曾有此人。
            　　
            辜鸿铭学中文较晚，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自以为不须旁求。沈曾植很轻视他，说：“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大清国重臣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击毙广西巨盗陆某、梁某二人，注其血于杯中，请巡抚柯逢时共饮。柯失色不敢饮，岑却一饮而尽，柯为之咋舌良久。
            　　

            徐锡麟刺死恩铭后，满洲大臣俱如惊弓之鸟，谈虎色变，胥有戒心，而尤以端方为甚。一次，陈伯陶以事进谒，时天气燥热，陈俯身向靴囊取折扇，端方虎跃而起，狂呼：“你做什么？”陈抽扇出，愕然道：“取扇子乘凉而已，帅座何故惶恐如此？”



            大清国末年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排满复国起义，多因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后，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痛感这一弊病，对接下来的广州起义进行了近一年的周密准备，定下了十路合围之计。结果邻近起事日期时，前线指挥官黄兴犹疑不定的性格暴露无遗，命令再三反复，参加起义的敢死队员反复进入和撤出广州好几次，以至于十路人马只剩下了四路，人数只剩下了八分之一。所以说，黄花岗起义的失败，黄兴是有很大责任的。后来的阳夏之战和赣宁之役进一步证实了黄兴并非将才，这使他的个人威望不断下降。
            　　

            世昌虽与袁世凯订交很早，后来又互相提携，但仍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官爵也一度在袁世凯之上，因此不能以袁的部旧视之。袁克定非常讨厌他，称他为“活曹操”。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北洋旧人都认为“伺候项城（袁）易，伺候东海（徐）难”。
 


            黎元洪是天津水师学堂的优等生，严复很欣赏他，称赞他“德胜于才”。一般人都认为严复的评语中不无贬义，实际上黎元洪的军事才华也是相当出众的。他曾参加过朝廷的两次秋操，并指挥南军两次取得南北对抗的胜利，段祺瑞便是他的手下败将。这为后来的“府院之争”埋下伏笔。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开始合作，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他还说：满洲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是一昧地屠杀和镇压，因此才爆发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该记者惊呼：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王闿运进京供职，有人问他：“民国诸贤，与咸、同间相比如何？”王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王闿运任参议，评论参议院人才，其言曰：“五张，季直（张謇）人格最高；六李，柳溪（李家驹）的是可儿；二赵，均道德高尚；云门、叔海、相伯、又陵，各有所长；吾门杨皙子亦不弱，余则非吾所知也。”五张，指张謇、张凤台、张振勋、张镇芳、张元奇；六李，指李家驹、李经羲、李国杰、李国筠、李盛铎、李开（人）先；二赵，指赵尔巽、赵惟熙；云门，樊增祥字；叔海，江瀚字；相伯，马良字；又陵，严复字；皙子，杨度字。
 


            袁世凯欲称帝，李经羲进谒，正色说：“公以雄才大略见称于中外，今乃甘冒大不韪之名，欲登九五之尊，国家利害，人心从违，两不顾虑。设此事易为，则先叔文忠公（李鸿章）已先公作皇帝矣。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为宵小所弄，毁于一旦也。”袁世凯色变，只好说：“兹事重大，终当决诸全国国民。”

            　　
            杨度组织筹安会，为拥袁世凯称帝，可谓不宜余力。但他忌惮梁启超对舆论的影响力，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之。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则在背地里商量道：“任公（梁启超）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他们二人一到天津，尚未开口，梁启超已拿出墨迹未干的大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文中不遗余力地抨击袁世凯，在蹇、汤的力劝之下，梁才勉强删除一些过于激烈的词句。梁并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见，梁启超之“另树一帜”远较他的弟子蔡锷高明。
 


            杨度是洪宪帝制的始作俑者，他因组织筹安会而名声大噪。梁士诒非常羡慕，于是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诸如人力车夫、乞丐、妇女甚至妓女都列名其中，筹安会也赫然在列。事实上，梁士诒还是洪宪帝制的财政主管，若非他的努力，各种筹备工作是很难维持的。因此，时人认为杨度只是理论的帝制派，梁士诒才是实用的帝制派。

            　　
            杨度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成名始于业师王闿运，称其“美于文章，妙于言语”。其后尝共康有为、梁启超游，盖一立宪党人。在东京时又与孙中山、黄兴订交，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洪宪帝制时，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党人。帝制失败时后披发入山修道，数年后复出，秘密为孙中山效力。国共交恶后，他在上海依附杜月笙，暗地里则拼力救助中共党员及家属，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真乃一代奇才！


            德富苏峰在日本被称作“国民之声”，梁启超则被称作“中国的德富苏峰”。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后，连连说：“岂敢，岂敢！应称我为‘日本的梁启超’才对！”

            　　
            康有为从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从段祺瑞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曰：“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蔡元培发起进德会，分甲乙丙三类：甲类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类须不作官不作议员，丙类更须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沈尹默等都属甲类，但大多不能践行。如陈独秀就常流连八大胡同，并曾为友人嫖了自己专嫖的某妓女而前去“打场”，艳闻屡屡见诸报端，其丢掉北大文科学长与此不无关系。但李大钊却能信守不移。后来陈独秀曾叹息道：“世所谓南陈北李，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新文化运动发起人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同居，令族人侧目。多年后，陈独秀和潘兰珍同居时，高君曼在南京贫病交加而死，晚景至为凄凉。只有陈公博多为周急，且为营丧。后来陈独秀为此感谢陈公博，陈心中悲惻，只是唯唯而已。

            　　　　
            陈独秀在狱中，好谈论女子，数小时而不倦。他的女朋友潘兰珍常来探视，有时就在狱中行男女之事，狱方不能止。

            1940年，陈独秀在狱中与潘兰珍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商务印书馆想聘请胡适主持编译所，胡适当时正意气风发，耐不得此等寂寞，加以拒绝，但他推荐了王云五。王云五来后，商务厉行改革，蒸蒸日上。事实证明，即便是胡适自己来，也未必比王云五做得更好。



            胡适有数十个博士头衔，但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张敬尧、吴佩孚、冯玉祥为北洋军先锋攻入湖南，张驻湘北，吴驻湘南，冯驻湘西；张荼毒湘人，吴、冯却甚得民望。吴善治军，且识时势，每有惊人之论，冯叹曰：“此君鹏程万里，必不久居人下也。”于是曲意交欢，事之如长。吴也重视冯的口碑，倾力提拔。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倒戈反吴，两人彻底破裂。

            　　
            张敬尧兵败北上后，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疾令缚之，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付以《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语之曰：“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路过洛阳，看到吴佩孚的军队军容雄壮，不禁自惭形秽。回到湖北后，他便厉行改革，裁汰老弱，添练新兵，整饬军纪，不料激起士卒的哗变。湖北人深以为苦，竟愤起驱之，一如当初湖南驱张（敬尧）一样。
            　　

            唐生智在长沙，公然挑衅兵临城下的吴佩孚说：“湖南非善地，湘人伢子岂可轻耶？吴佩孚是赫赫大将，我乃区区师长。彼有十万人马，我不过二万五千。彼可分兵三翼，我则不过一路。彼有海军大炮，我则别无其它。然彼来长沙，我则去武汉。彼胜我一师长不足喜，我胜彼则名扬天下。试问得失如何？”又拔抢自指曰：“彼不居租界，我亦不居租界，若败于彼，有此而已。”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张辉瓒是士官生，位仅至副师长，无太大成就，因毛泽东写了“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词句而驰名。但张辉瓒亦非学无所成之辈，围剿红军时，他奉令进剿东固，认为后援未至，不可深入。但中央督促甚急，说他顿兵不进，令赤势坐大，将成燎原之势云云；他的顶头上司鲁涤平更频频发电催促。他以密函申请缓进二日，并详述攻守策略，不料此件被红军截获。鲁涤平最后一次致电说：“中央切盼吾等解民倒悬，若再陈师不进，本军声誉坠地尽矣！”张辉瓒不得已而南进，于是被活捉。半个月后，赣江上漂下来一块木板，上载一颗首级，旁书“张辉瓒”。
            　　

            1929年，杨度加入共产党，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世人于军阀因恨而诬，如曹锟、阎锡山、张作霖、张宗昌、韩复榘等，多给后人以大老粗的印象，实则他们纵非才华过人，也绝非单纯粗鲁之辈。譬如，世传曹锟不识字，给人题字，只会题一“虎”字，实则曹锟颇通才艺，犹善画梅。阎锡山是士官生，算是革命党中的精英人物，其独霸山西近四十年，为民国一代的奇迹。张作霖是草莽英雄，颇能礼贤下士，有治乱之才。张宗昌虽粗犷，然其精明之处，为文士所不及。韩复榘有清代循吏之风，喜欢微服出巡，了解民情；开庭审案，察察为明，不以为苦。其余亦然。

            　　
            陈公博在《苦笑录》写道：听说冯玉祥治军很严，但每次他的代表来汉口，无不大嫖大抽。



            大清主溥仪做满洲国皇帝后，亲贵傅侗数斥其非，时人以傅侗为深明大义者。不料这根本就是满清皇室的内讧，汪伪成立后，傅侗即由褚民谊介绍附逆。
            　　

            王明是第一个称陈独秀为“叛徒”的人，他曾说：“我党可联合任何人，惟托派为例外；我党甚至可以和与蒋介石及其反共特务合作，惟陈独秀为例外。”康生附和之，说陈独秀曾与日本人密约，故为汉奸无疑。陈独秀驳斥道：“你们一向不择手段，顺汝者为战士，逆汝者为汉奸。”


            有人问蒋梦麟“文人与武人孰重”，蒋说：“不晓得武人们怎么看，不过，我想在他们眼里，文人只能写布告。”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两种，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称“八股秀才”；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称“策论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为正宗，且更值钱。一次，陈问蒋：“你是什么秀才？”蒋答：“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可是八股秀才！”
            　　

            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陈独秀懵腾大睡，彭述之十分羡慕。晨起，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一些国民党人呼吁将陈独秀明正典刑，陈泰然自若地说：“不如大辟爽快！”
            　


            金岳霖和梁思成住前后院，他制作了一幅对联恭维梁氏夫妇：“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是建筑学家，用“梁上君子”作比十分贴切，梁也十分高兴。林徽因却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金岳霖鼓掌赞成。


            1932年，胡适回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与当年的蔡元培、陈独秀不同的是，胡适对旧派学者相当排斥，他首先解除了马幼渔的中文系主任职务，由自己兼任，又解聘了林公铎、许之衡等人。林公铎被解聘的一大原因，是他经常在课堂上辱骂校长蒋梦麟、傅斯年和胡适自己。胡适的雅量，不要说不如蔡元培，即便比陈独秀也是大有不如。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孙凤鸣刺中汪精卫，拟再举枪射击时，张继突然冲上来从后面环抱其腰，张学良飞起一脚将其手枪踢飞。当时张继已六十多岁，时人都认为小张不足奇，奇在老张。
            　


            汪精卫风采照人，眉宇间有无穷气质，就连敌人都为他倾倒。清末的革命刺客层出不穷，事成之后，大多惨死，如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连心肝都被行刑的士兵奉命吃掉了……但汪精卫在行刺满洲摄政王未成被捕后，在自认必死、题壁绝命的情况下，居然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翩翩风度，令主持审讯的大清国肃亲王善耆折服不已，最终脱罪而去，且声名鹊起。实在令人惊叹！唐德刚说：汪精卫即使一错再错，中国人民也可以一次次地原谅他，可是他最终还是犯了中国人民不能原谅的大错。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自称“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即撰文诋之曰：“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而汪精卫在投日后，竟也常以“多泪善辩之人”之喻。
            　

            五四时，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但是抗战期间，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贼，曹、陆、章却并无明显的叛国迹象，倒是当年赵家楼那个著名的学生打手梅思平，居然成为汪伪政权的开路先锋，后来成为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蒋中正十二岁时有《咏竹》诗云：“四万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老北派四大家之一宫白羽已很久不写武侠，读后不觉技痒，便写了《绿林豪侠传》作为回应，但反响远不及《龙虎斗京华》。旧派武侠遂亡。



            陈垣和陈寅恪并称“二陈”，但生平旨趣大相径庭，陈垣热衷于政治，而陈寅恪避之犹恐不及。1954年，中国科学院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力辞，并推荐陈垣。严耕望认为陈垣的治学轨迹是“钱、顾、全、毛”，钱即钱大昕的考据之学，顾即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全即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毛即毛泽东思想。


            冯友兰被拉入过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


            袁世凯兵驻朝鲜时，军纪甚明。曾有大清兵士数人强入民居吸食鸦片，袁世凯按律斩之，以头示众，并严厉声明：“效尤者视此！”各营兵卒大哗，秘密集议，都认为烟瘾很深，不吸食则不能服役，不然就请给资遣散。袁世凯闻讯，即备好刀索等候，请愿兵卒进来一个就杀一个，其余皆畏死，不复敢来。吴长庆问道：“您果能一一执而杀之否？”袁世凯答道：“示威必不敢前，示怯必蜂拥至。若果全体俱来，也要尽数绑了，按名刑讯，承认有瘾者杀无赦，不承认者宽恕之。仅须杀一二人，余者必不敢承认！”
            　　

            大清国“圣母太后”慈禧过生日，各级官吏都搜珍选异，各出心裁。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独无所献，人皆啧啧称奇。某日，慈禧巡视寿礼，啧啧称赞一番，最后目睹四壁，沉吟无语，貌甚落寞。这时便有太监驰告袁世凯，袁略一沉思后即已明白，即搜集名画若干桢，盛饰以进。慈禧大喜道：“慰亭实获我心，我正思此物，此物便来矣！”于是，袁世凯花费最少，却独得青睐。连送礼都如此取巧，枭雄固不同于常人！
            


            曾国藩长孙曾重伯幼时聪慧，数以僻典难倒王闿运。他对人说：“壬老殊易诓，吾偶阅《策府统宗》，见有西洋名词，如所谓‘克虏伯’者，戏而询焉，壬老瞠目无以应！”
            　　

            民初各省的都督，大多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独管山西三十余年，山西因此寡有战事，治绩冠于全国。到三十年代，还一度被评选为全国的模范省，全国的商标中，半数以上都是山西商家的。



            冯国璋任大清国贵胄学校总办时，学生多系满洲贵族子弟，意气骄横，偶因烹饪不佳，殴打厨师。冯国璋告诫他们说：“今日之学生，即明日之师表。予在学生时代，惟知埋头读书，他非所问。诸生乃天潢贵胄，更应应明礼让，厨子不好，可告庶务委员会易之，岂能滋生事端而后快？”某学生曾外出嫖娼，冯国璋得知后，立刻亲自到娼寮将其带回，当着众学生的面挥杖责打，笞杖竟至断折。其时清廷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王公贵室皆望子成龙，冀能力挽狂澜，因此尽管冯国璋如此严厉，那些学生家长却更加器重他。


            黄祯祥号称“游侠”，很多人以一见他的真面目为荣。民初唐绍仪被袁世凯气得辞职出走时，在南下的海船上遇到了他。黄厉声责问他弃职潜逃之罪，说到动情处，倏地掏出手枪来对准唐的胸膛，吓得唐连连打拱作揖，陪笑认罪，总算没酿成大祸。
            

            民国三、四年，有各省官员前来请训时，袁世凯常询问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共和政体，巍巍煌煌，居然用一“办”字，老袁的共和观可知。
            　　

            熊希龄组“名流内阁”，向袁世凯提交阁员名单：外交汪大燮、内务刘人熙、财政梁启超、司法沈家本、陆军陈宦、海军萨镇冰、教育范源濂、农商张謇、交通杨度。袁世凯阅毕问道：“这就是所谓第一流人才吗？”随即提笔更易一气，递还给熊希龄看，熊唯唯而退。到发布时，仅梁启超长司法、汪大燮长教育、张謇长农商，其余皆为更易之人。
 


            徐树铮收复外蒙后，不仅大力推广蔬菜种植，推行汉化教育，且在库仑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自称“绝域蹋踘”，大有汉朝霍去病、赵充国之遗风。

            　　
            蒋百里确为军事天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见马尔纳会战后，德军将第六军团东调，拍案叹息，认为德军必败。他总结出德国有六点失策，其中一条乃“渗透”。“渗透”是法国人的说法，英国人称之为“痫牛攻势”，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闪电战”。
            

            冯玉祥驻军湖南时，百姓抵制日货，冯也倡导甚力。日本领事闻讯，派人到常德质问冯，认为他没有尽力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冯拍胸脯说：“烦您转告贵领事，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是我的职责所在！”即日传令，每家日货商店，均派兵两名为守卫，昼夜不辍。这样一来，那些“哈日族”不得不望而却步了。日商损失甚巨，日领事又派人来质问冯，冯怫然不悦地说：“从此以后，其有危害贵侨生命财产者，恕不负责！”


            冯玉祥任陆军巡阅使时，有一次去见曹锟，气冲冲地说：“初一那天，总统府的人把士兵给打了，总统不知道吗？如果总统知而不办，那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曹锟正色说：“焕章，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长官，为什么不追查清楚，惩办肇事者，我是总统，难道这样的事情也要我来处理吗？”冯玉祥哑口无言。
            　


            冯玉祥御下极严，如韩复榘、孙良诚等虽官至上将，但只要稍有怫逆，亦须在众人面前，轻则面壁而跪，重则褫衣受杖。在电话里都要勒令下跪，且要追问：“跪下没有？”等到那边回答“跪下了”才肯罢休。诸将窃议道：“受辱如此，吾侪有何面目统帅部下耶？”但是受杖、罚跪、面斥，都是冯军记功的默示，处罚越多，升迁越快，于是苟且之徒尚能恋栈不走，气节之士无不绝袂而去。这一点连毫无治军经验的陈公博都看出来了，他说：“冯玉祥焉得不败！”

            　　
            杨森在四川，颇重风化趋新。他下令放足，一次在川南运动会上，突令数千女观众褪下裹脚布，当即焚烧，致臭闻十里。又禁止长袍，见穿长袍者必截之。贯彻最认真的则是卫生检查，每日派警察挨户检查，无论内室厕所，以手搽地不沾灰者为合格，否则受罚；吐痰于街道者，令以其衣揩之，然后罚跪；有口衔香烟行路上者，割其唇——此款过于严酷，惟尚无人敢作一试。


            吴佩孚善于电战，他讨徐树铮、段祺瑞、梁士诒、张作霖的电文都是绝好的头版内容，洋洋洒洒，激扬慷慨，时人目为观止。而他参与的每次战争，都以电战为序幕。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令董政国一日之内夺取长辛店。董返营召集部下说：“各位是要长辛店还是要我的头？”部下说：“不要旅长头。”于是大破奉军。
            　　

            五四运动前夕，吴佩孚说：当今国政有三，一曰官吏不卖国，二曰武人不争地，三曰召集国民大会。


            曹锟任总统时，他的亲信吴毓麟等人想为了驻伦敦公使的人选问题，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1921年，《努力》周刊发表了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李大钊、陶行知、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高一涵等十四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呼吁“好政府主义”。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


            1934年，山东大水，省府在济南设难民所收容难民。一日，韩复榘莅所训话：“第一，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以为自己是灾民，受了政府的优待，变成一种特殊阶级，可以随随便便。第二，要听收容所里人的训话。第三，要早起，不要以为现在受灾，一切有官府照应，就可以敷衍，以至于养成懒惰习惯。”韩复榘是一个坚决的睡眠反对论者，他经常以早起作为擢拔官吏的依据之一。


            济南某影院系英国人斥资所营，拒不不缴纳某项捐税。韩复榘闻讯大怒，令公安局派警察站在该院附近，遇中国人则禁其入内。数日后，该商恳请开禁，愿补缴税款。韩复榘余怒未消地说：“看你缴不缴钱！”


            杨度为国民党游说张宗昌，想使他脱离奉系而倒向南方，张宗昌尚犹疑间，事为张学良侦知。张学良便对薛大可说：“烦你去转告杨皙子，若再饶舌，吾将取其头颅！”杨度闻讯，立刻离开以避祸。不久，国民党大破孙传芳，张宗昌屡战不利，他仰天长叹：“悔不用皙子之谋也！”张宗昌从此势微。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国民政府提倡植树造林，为此宣传手段层出不鲜。华北一次植树典礼上，某部代表演说道：“造林是中国必需的，因为中国有四万万人，每人死后一幅棺材，就要四万万副棺材，试问这么多的棺材，得用多少树木？所以我们必须造林！”
            

            柯劭忞以一己之力，穷三十年光景，撰成《新元史》，与“二十四史”及大清遗民赵尔巽主纂之《清史稿》，并称“二十六史”。
            　　

            闻一多有泰山崩于前不色变的气质。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军突来空袭，以致停电，众人惊惶躲避。闻一多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敌人捣乱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1945年，西南联大举办“五四”纪念会，忽降倾盆大雨，秩序大乱。闻一多在台上掷地有声地说：“今天是‘雨洗兵’，武王伐纣之日，陈师牧野时，正如今日。”秩序顿时井然。



            大清国末年陆士谔有《新中国》小说，幻想宣统二十年在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之事，届时有浦江大桥、地铁、隧道，以及陆家嘴的金融中心，跑马厅的大剧院等等，很多都与后世相合。

            　　
            大清国镇压“百日维新”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撰有《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书中以“罗在田”为中国第一任大总统。“罗”即“爱新觉罗”，“在田”即“载湉”的谐音，“罗在田”即光绪。
           



            杨杏佛在吴淞大学演说，讲题为“三士的人生观”。他解释“三士”为：“第一，年轻的时代，血气方刚，做志士。第二，中年的人，大约从二十岁到四十岁，喜欢做名士。第三，四十岁以后的人，血气衰了下去，就做居士。”他还抛出妙论：“不满现状而需要出洋的人太多，出口轮船只怕容纳不下，所以暂时的救急办法，只有推广租界。”


            韩慕侠一名金庸，在天津和霍元甲齐名，周恩来年轻时曾从他学艺。抗战间，他在二十九军传授大刀法，专克倭刀，因此长城会战时毙敌甚众。《大刀歌》的来源或许在此。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时，看到一家小报逐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梁便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张大千不懂洋文，却周游列国。他在国外经常迷路，于是托人用洋文写了一张帖子带在身上，文曰：“愚，张大千，中国画家也。现住某城某街某号。因不识洋文，以致迷途难返。尚盼过往仕女君子，援我一臂，送我回寓，不胜感纫。”他身着长跑，足蹬布履，长髯飘洒，仪表雄奇，故这一招在国外居然屡试不爽。然后来李宗仁初至美国，张大千以此法相授，李却始终不敢一试。

            　　
            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1952年，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到燕京大学英文系教书的年轻教师，接受新中国思想改造。当时人称“新燕园摄政王”的翦伯赞对他说：“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谈，请你交待一下你本人的历史。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起你成年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西元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讲话：“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次年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过了几个月，又说：“翦伯赞出了那么多的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说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



            西元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明确说出自己的考虑：“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这样的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他还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给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新中国大跃进时期，钱学森发表文章说：“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他后来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再次以“中国力学学会会长”的名义发表同样的意见，说亩产粮食可以达到3.9万斤。”
            


            西元1957年春，毛泽东与新闻出版界座谈时，说自己想辞掉去给报纸写文章，辟专栏，当专栏作家。座谈会上的老报人听后，都激动不已。在接下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使傅雷如醉如痴。他给身在波兰的傅聪写信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民国初年，张勋见客，首先侧头看对方脑后。若有辫子，则喜形于色；若无辫子，则冷若冰霜。
            　　

            袁世凯最欣赏革命党人中三个青年才俊——宋教仁、蔡锷和汪精卫，结果这三个人最终都不为他所用。宋教仁草拟的《约法》和蔡锷首张的护国大旗，正是使袁世凯走向失败的两大物事。
            　　

            后来协助建党的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将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称为“十八妖魔”。
            　　

            胡适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参加，陈独秀婉拒。瞿秋白等人说：“他不愿来算了，大革命失败他是有很大责任的。”王若飞则说：“责任是集体责任，不是老先生一个人的责任。”王若飞还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未获通过。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民国时代，北京女大学生已有“北大老，师大穷，只有清华可通融”的说法。类似的说法各地都有，如武汉女学生就曾品评各校男生道：“高等师范老而黑（学生多年长者），第一师范穷而鄙（此校系官费，故多寒士），文华学校美而艳（此校多膏粱子弟，服饰多欧化）。”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伍廷芳逝世后，其子伍朝枢赴上海奔丧，特地拜访章太炎。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伍又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还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老民党刘成禺说：生平所见名人中，着布鞋、布袜至老不改者，只有两个人：一是于右任，一是孙伯兰。


            　
            五省联帅孙传芳拜谒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提议：“可以推说不在家。”马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求幸福斋主人何海鸣评张宗昌：性喜挥霍，但挥霍之作用，在于侠义结交或周济贫穷，除嫖赌外，自身绝不享受或居积。



            1929年，吴经熊应哈佛大学之请，出国讲学。他当时只有三十一岁，在海外却已很有名气，在国内则任临时法院的院长。此次出国前，他亲自到轮船公司去订舱位，在性命栏中签下了John 
            C.H.Wu。轮船公司的洋人看到这个名字，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很恭敬地问道：“您就是临时法院吴院长的公子，到外国去读书的么？”
            　　

            泰戈尔访华，对徐姓两人印象最深，一为徐志摩，一为徐悲鸿，皆执弟子礼甚恭。而最不给泰戈尔面子的两人，一是辜鸿铭，一是吴稚晖。


            苏曼殊死，柽山先生挽之曰：“君与基督同年死！”盖苏曼殊死时三十五岁，与基督同。
            　　
            　　
            陈寅恪说：“象志希（罗家伦）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说未免过誉。


            蒋介石辟庐山为别宫后，王揖唐常来避暑，为一时之活跃分子，常有酬唱之作发表。时陈三立（寅恪父）亦居庐山，十分鄙薄王的为人，曾当众讽刺道：“庐山任何矮石均高于新贵一头，这并非因为新贵都比石头矮，而是因为新贵常低头而庐山石不曾低头也！”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1934年，程砚秋到长沙演出，长沙大街小巷皆高张国旗表示欢迎，有如过节一般。
            　


            美国人费正清回忆抗战时僻居李庄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中，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当代学人大多不在话下，一次上课谈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五十年代高校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为何侮辱鲁迅，他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鲁迅比刘文典大了十岁，他的辩解是狡辩无疑。



            西元五十年代，波兰政局动荡，傅聪情绪委顿。傅雷写信给他说：“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西元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毛泽东阅后叹赏不已，即召见了主编邓拓和执笔人王若水。他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转头又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宣帝子，柔仁好儒），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说：“不知道我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毛泽东打断他道：“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王闓运在成都尊经书院任主讲时，携家眷与俱。有学生垂涎他女儿的美貌，竟潜至小姐卧室窗外，在墙上写了两句歪诗：“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此不梦遗！”王闓运看到后，居然微微一笑，提笔在后面写道：“大可不必”


            赛金花晚年穷困潦倒，刘半农带著学生商鸿逵去访问她，为她写了传记，并将出版所得全部捐赠给她。谁说文人无行呢？后来刘半农去世，赛金花也前去弔唁，并送有挽联，辞曰：“君是帝旁星宿，儂惭江上琵琶。”谁说风尘中人薄情呢？不禁也想到邓云乡的《陶然曲》：“中原都为英雄改，寸土难容老妓坟。”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眾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蒋梦麟将时下的男女关係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轻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於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轻气球然。
            　


            林语堂和结发妻子廖美凤婚姻非常和睦，以至於在林语堂的建议下，把婚书烧掉了。林说：“婚书是结婚的证明，只有离婚时才用得著它。”

            　　　　
            诗人闻捷的妻子在西元1968年跳楼自杀后，他与“革命作家”戴厚英相爱，遭到张春桥严厉禁止。闻捷并被指控为“腐蚀革命派”，他於是开煤气罐自杀而死。文革后，戴厚英据此写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古中国各代开国之君多有一共同优点---善待自己的结发妻子。汉高祖与吕皇后，虽非结发，却也是患难夫妻。其他如汉光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无论态度好恶，总还能善始善终。尤其是汉光武帝刘秀，他年少时倾慕阴丽华，立志“仕宦当作执金吾，娶亲应娶阴丽华”。后来他在昆明大战中一战成名，抱得美人归，爵拜萧王，驻节河北。此时为了逐鹿中原，与河北巨室郭氏联姻，退阴丽华为侧室，但情爱不移。待他荣登大宝后，终究还是要立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得婿如此，可说毕生无憾。与这些古人不同的是毕生除旧务尽开一代新天的毛泽东，他两次停妻再娶，天下共知。最要命的是，他在井冈山新欢宴尔时，他的结发夫人却在惨受囹圄之苦，直至牺牲。



            徐世昌微时，曾在项城县署襄助文案。一日，慕名拜访袁世凯，门卫阻之，徐恍若未闻，昂然入内。袁世凯正在仰山堂执卷而读，徐世昌径自走到他的面前长揖作礼。袁世凯起立还礼，延之上座。两人座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之事，互相倾服，于是订交。徐世昌回到县署，对县令说：“吾今日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县令问是何人，徐世昌大声回答：“项城袁世凯！”
            　　

            唐才常与谭嗣同都是湖南浏阳人，为一时瑜亮。大清国戊戌变法因触满洲权贵大忌而失败，谭嗣同死难，唐才常恸哭不已，作挽联曰：“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如今浏阳有才常路，但百姓多不知曾有此人。
            　


            吴樾准备刺杀满清五大臣的时候，赵声也在保定。虽然赵声对暗杀这种方式不以为然，但为吴樾的精神所感染，竟和吴争为使命，以至于扭打成一团，互不相让。最后吴樾问赵声：“舍生一拼与艰难缔造，孰易？”赵声答道：“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于是吴樾说：“既然如此，你为其难，我为其易。”赵声只好答应了，但他看到吴樾只会用手枪，觉得威力太小，便通知善于制造炸弹的杨笃生前来助阵。杨笃生给吴樾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撞针式炸弹，万没想到，这种炸弹在火车颠簸的情况下自动引爆，吴樾当场被炸死。
            　　

            袁世凯被大清摄政王放归原籍时，只有严修和杨度送到车站。袁世凯说：“二位如此待我，我很感动，但流言可畏，二位还是早点回去吧。”严修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则说：“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苏曼殊在南京时和赵声交好，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马高歌，钟山附近的人们都被他们豪迈的气概所吸引。苏曼殊曾答应给赵声画一幅《饮马荒城图》，但画成后却无法交给赵声，因为赵声为革命四处奔走，居无定所。黄花岗起义后，赵声悲愤而死，托名天香阁主人葬于香港。苏曼殊就效法春秋延陵季子挂剑的故典，托一位友人将此画带到赵声墓前焚化。但这位友人不舍得这样做，自己收藏了，此画后来不知下落。

            　　
            杨度在日本时与孙中山友善，黄兴就是他推荐给孙中山认识的。但他和孙、黄政见不同，经常辩论。杨度说：“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君助我。君倡国民革命，君业成，度当尽弃所持以助君。努力国事，期于后日，勿相仿也。”民初洪宪帝制失败后，杨度先是入山修道，不久果然出山秘密协助孙中山。



            1912年 
            满洲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反满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

            志士彭家珍刺组织宗社党的亲贵骨干良弼前，曾说：“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刺杀虽然成功，彭家珍却当场被溅起的弹片击中而死。良弼临死时感叹道：“杀我者真乃英雄，也是真正了解我的人。我死后，大清也就完了。” 
            两人居然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正像中国春秋时的要离和庆忌一样。
            　


            武昌起义后，黄兴来到武汉，不久产生了黎、黄不合的谣言。黎元洪便在阅马场搭起高台，仿效刘邦拜韩信为将的故典，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谣言乃止。

            　　
            刘师培为袁世凯奔走帝制，希望学界同仁予以支持，别人尚未说话，不料他的好友黄侃越众而出说：“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说罢拂袖而去。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欢，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陈独秀。陈贪睡，蔡元培就在门口一直等他醒来，当即聘他为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被称为“当代刘备”的曹锟和吴佩孚的君臣之谊极其深厚，有精神上的共振。比如曹锟在保定有光园，吴佩孚在洛阳有光楼，都是为了纪念他们崇拜的英雄戚继光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吴佩孚坚决主战，曹锟则不想和亲家张作霖开战，其弟曹锐等人也一意求和。结果在吴佩孚的连连请命下，曹锟下了最后决心。他奋然说：“功名富贵皆是我挣来的，如今决计不要了！”又自拟一电致吴，电文说：“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事实上，他对吴佩孚确实言听计从，就是历史上的刘备和诸葛亮也不过如此。但是，他毕竟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听吴佩孚的，即贿选总统，结果这件事成为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杨度有诗云：“市井有谁知国士。”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李大钊被捕前，杨度在熊希龄嫁女宴会上，从汪大燮那里得知苏联使馆将被搜查，马上避席而去，托章士钊通知李大钊。但不知为何，李大钊却没有离开苏联使馆，于是被捕。杨度为搭救李大钊，不惜变卖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李大钊死后，杨度又千方百计为他殓葬。



            唐生智的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军粮不继，他向负责农运的毛泽东求助，毛马上通知各地农会，从岳阳起运了一批粮食送到前线，解了唐的燃眉之急。唐回师武汉后，汪精卫已开始分共。唐虽然不理解分共，无奈连他手下的大将何键已开始分共了，他只好同意。但是他将一大批中共党员如黄克诚、陶铸、陈赓、罗瑞卿等礼送出境，还派人给毛泽东送了两根金条，让他赶快回湖南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交情，唐才得以在文革中免受冲击，平安无恙地活到1970年。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渐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臧晖先生知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不是智者，没能“识得重与轻”。
            　　


            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很像《兴唐传》里的王伯当和李密。李密叛唐，伯当曾苦劝之，但李密不听，伯当便随他一起逃走，终于和他一起被杀。汪精卫最初要叛国时，陈公博苦苦谏争，汪不听。陈公博写信给朋友说：“并非不知其不可为，而是不忍心汪先生之无助。”于是随汪投敌，并汪死后，陈为伪首，但坚持在衔前加一“代”字。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在日本写信给他一直坚决反对的敌人——蒋介石，表示愿意回来领罪。他在赴死前，还特地将一个小茶壶交给同在狱中的陈璧君，作为最后的馈赠。据说他临死时，神色不曾稍变。
            　　

            在昆明时，傅斯年住陈寅恪楼下。每当有空袭警报，人们争先恐后往楼下防空洞跑，惟有傅斯年逆梯而上。他担心失明的陈寅恪有危险，每次都赶去将他搀扶下楼。
            


            周恩来和吴国桢少时在南开订交，义同金兰，但后来走上不同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吴国桢在上海的电车上邂逅了乔装改扮的周恩来，但周不敢认他。1938年，周恩来随王明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工作，终于可以公开拜谒时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了。吴为如何宴请周恩来而煞费脑筋，因为怕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奢侈腐化，只好设了一桌最普通的饭菜，请一干南开校友作陪。不久，周借用吴国桢的公馆，还请大家一次。令吴汗颜的是，此次的酒菜均为上乘，厨师为汉口最好的一个，按当时物价，这一餐要花去五十元。便有南开校友问周恩来：“您的薪金是多少呢？”周答：“五块钱。”问：“那么如何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答：“这笔钱由组织出。”又有人指着周身上价值百元的缎子狐皮袍说：“这也是组织供给的吗？”答：“是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需要的一切。”席间马上有人说：“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西元1929年中苏中东路之变，共产国际电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遂发布拥护苏联的通电。
            　　　　


            张国焘说：“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我要组织农工党，为一独立自主的政党。”陈独秀反问道：“经费哪里来？”张国焘不能对。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立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张元济以涉园主人的名字发表诗章，有“民意不妨凭假造，传来心法袁项城”一句，直刺蒋介石。蒋叹息道：“共党的宣传方式，即运用对政治无深刻了解的社会名流，以号召各界对现实不满之人。尤以归于平淡之人，最怕寂寞，故极易中计，如张元济就是一例。” 

            　　　　

            纳西古乐的传人宣科被国民政府囚禁了两年零七个月，出狱后坚决“革命”。新中国成立，他于五十年代又被囚禁，后渡过了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
            



            彭玉麟与夫人方梅仙情笃，方氏先逝，彭十分悲伤，誓画10万幅梅花以报。彭晚年居西湖之滨，生活恬淡，真可说是梅妻鹤子。时岳坟守坟人有一女名叫二官，对彭十分倾慕，自忖近水楼台，请俞樾帮自己做媒，表示愿为彭“执箕帚”。彭以诗相谢：“但愿来生再相见，二官未嫁我年轻。”


            易顺鼎曾作艳诗调侃唐在礼的夫人，以此丢了参政的官。可他不知悔改，赵维熙推荐他为肃政使，任命状已下了，他却在报纸上发表《赠津妓》诗，中有“臀比西方美人臀”的猥亵之句。袁世凯阅后说：“如此轻薄放荡，如何作得肃政使？”于是收回成令。
           
            章太炎赴武昌拜谒黎元洪，建议黎与袁世凯竞选总统。黎顾左右而言他，力劝章太炎“早择佳偶”。章太炎遂在京沪各大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征婚条件有5项：一要湖北籍，二要文理通顺，三要大家闺秀，四不要缠足，五则是丈夫死后要再婚。一时引起物议腾沸，没有一个女子前来应征。翌年才由孙中山介绍，与汤国黎女士结婚。

            　　
            冒鹤亭倾慕赛金花，与相约在陶然亭，赛金花爽约不至，反谑称冒为“放鹤亭”。冒并不以为忤，后来赛金花犯律当判流放，冒还为她上下打点，得以发配花花世界上海，重张艳帜。
            　

            民国初年，上海许多名妓北迁北京，其中一位叫花元春的，刚到京不久就病死了，却无人为她收葬。叶浩吾听说了，先声明自己跟她没有关系，然后表示，既然那些狎客不念旧情，由我来负责殓葬好了。不料过了几个月，叶浩吾也客死在北京，亦无人收殓，这时八大胡同的妓女们联合起来，凑份子为他办了丧事。
            　　

            周瘦鹃平生所作小说，言情居其十九，多哀艳不可卒读。陈小蝶赠诗云：“弥天际地只情字，如此钟情世所稀。我怪周郎一枝笔，如何只会写相思？”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丐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郁达夫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提出三个征偶条件：一是年纪要大，二是模样要丑，三是没有人爱。他果然找了一个相貌奇丑的女子叫海棠，郁把自己每月教书所得的收入，都如数交她保管。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在报上刊登征婚广告，应征者无数。冯玉祥问她们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得到的答案都不能令他满意。最后，有一个肤色微黑、身材健壮的女子回答道：“上帝怕你在人间做坏事，特意派我来管着你。”冯玉祥肃然起敬。于是这个叫李德全的女子，成为冯玉祥的第二任妻子。


            胡适曾爱慕陈衡哲，他虽至死不承认，却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素斐”。素斐即Sophia，也即“莎菲”，正是陈衡哲的英文名和笔名。
            　　

            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故事尽人皆知。他经过三年多的艰苦追求，终于鼓起勇气到张家拜访，不料张兆和的父亲却十分欣赏他的为人，承诺只要女儿愿意，他绝不反对。然后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道：“若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不久，张兆和给他发去了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沈从文欣喜若狂。
            
            高长虹办《长虹周刊》，其意不过为了引起冰心的注意。


            恋爱中，吴文藻向冰心要了一张照片，镶在相框中，放在书桌上。冰心问他：“你真的每天都会看呢？还是只是一件摆设？”吴笑着说：“当然每天要看了！”为试真假，一次冰心趁吴出门的时候，将相框中的照片换成了阮玲玉的。一连过了好几天，吴都没有发现，最后还得冰心提醒他，才连忙换了回来。吴实在太耽迷于学问了，对日常生活总是漫不经心。
            

            陈公博风流倜傥，每有艳闻。陈夫人阅报载其风流韵事，每提出质问，陈即极力申辩，并赌毒咒发誓：“如有外遇，必不得善终。”夫人之疑稍解。或有人问陈何必以毒咒束缚自身，陈说：“报上所载是否属实，姑且不论，纵有其事，亦无关系，我们革命党人随时准备牺牲，当然是不得善终的，赌咒与否又有何区别？”不料一语成谶，此足为花心男人戒。


            杨开慧因不肯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被湖南省主席何健下令枪毙了。时毛泽东已与贺子珍同居两年，惊闻噩耗，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徐志摩固为多情种子，他在英国不仅爱上了林徽因，且倾慕著名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他慕名前去拜谒时，曼殊斐儿已病入膏肓，徐在床边与她做了一席长谈，此情此景从此挥之不去。徐为曼殊斐儿写的诗，比之为林徽因写的只怕更为深情。曼殊斐儿死后，徐志摩悲恸万分，遂将她的诗稿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


            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王赓，乃是美国西点军校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两人结婚时，徐志摩是男傧相。后来王赓忙于军务和研究工作，总是让徐陪陆游山玩水，不想徐、陆因此产生感情，终于各自离婚而结合。婚后徐对陆极好，常对学生说：“教授唯一安慰，即下课回家抱太太作一长吻。”但陆却又与翁瑞午产生感情，让徐大戴绿帽，一如当年的三角关系。邓之诚作诗讽刺徐、陆，有“汝自负人人负汝”、“破国亡家皆由此”的句子。
            

            林徽因才貌双全，追求者甚众。一次，她和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橘子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为忠心。梁思成应声而出，驾摩托车飞驰而去，不久在东安市场外与章宗祥的汽车相撞，身受重伤。不过他因祸得福，因为后来他成了林徽因的丈夫。


            潘素虽为世家小姐，却因家道中落坠入风尘，且为某军官包养。张伯驹时任盐业银行总稽核，在上海看到她，惊为天人，遂用一场类似军事突击的行动，把她从住所抢走。两人回北京后结了婚，从此白头到老。张伯驹还是潘素作画的启蒙老师，但他认为潘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乃采用《诗经》中的句子“绘事后素”制作了一枚图章，经常使用。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本有丈夫，她来中国调查西北农村生活，结识了邵洵美。项美丽为邵洵美痴迷，比如邵洵美因生得苍白，出门总要薄施胭脂，项美丽就赞不绝口：“这是洵美的美，洵美的大胆！”两人在上海和香港同居，常横陈榻上，相对吸鸦片。抗战中，项美丽被日军抓到集中营，后来两国交换侨民，得以返美。她写了《我的中国丈夫》一书，一炮走红。她说：“我觉得中国没有邵洵美就不可爱了。不过邵很穷，他除了作诗赌钱，什么都不会做，但他的可爱也正在此。……他是被旧礼教束缚着的，仅余的财产都被父亲管理着，没有花钱的自由，现在我要写书养活他。”抗战后，邵洵美到美国去找她，她对她的美国丈夫说：“邵洵美来了，我要招待他，你让一让吧！”她的丈夫真的就搬出去，让邵洵美住在家里。
            　　

            诗人杨骚与诗人白薇恋爱，他与白薇相约，要等他在新加坡嫖满妓女100名之数，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才能结合。白薇居然同意了，而杨骚因此染了一身的性病。
            　　


            当年上海滩最轰动的婚礼，当数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这数对璧人的集体婚礼。婚礼在六合塔下举行，由沈钧儒证婚，轰动了全国。但唐纳与蓝苹不久就分手了。蓝苹说：“我自小爱看武侠小说，喜欢勇敢的英雄人物。唐纳一身脂粉气，嫁到这样的丈夫，哪里有幸福可言？”她离开后，唐纳十分痛苦，曾借醉跳黄浦江自杀，幸被朋友拉住。蓝苹闻讯却说：“唐纳的眼泪即使汇成汪洋大海，也浸不软我的心肠。如果唐纳自杀成功，我还会去送一个大花圈。他既然死不了，那连花圈都省下了，别的也不必再谈了。”她那时已移爱于戏剧家章泯了。


            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为停妻别恋的朋友郁达夫辩护，将爱情的多元论归结为“艺术家的特权。”
            


            张爱玲为胡兰成写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又写道：“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但最为有名的还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陆侃如和冯沅君在恋爱时，陆在北京，冯在南京，陆一次给他拍了一封电报，文曰：“兔儿永在你笼中。”结果这封电报被电报局认为是学潮组织者的暗语，冯、陆二人分别被取审。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蜚声诗坛，至今令人怦然心动。然而他其貌不扬，且满脸麻子，常年哮喘，有些象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贺方回，人不如诗。他的爱情也没有那么美好，他先是追求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不成功，又转而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圈子小得不得了。他以自杀为要挟，终于得与穆丽娟结婚，然而婚后并不幸福，穆想离开他，他便又服毒自杀，但穆不为所动，终于离婚。好在他不以私废公，汉奸李士群邀他入伙，承诺把穆丽娟送回他身边，他坚决拒绝。他在1949年去世，留下一句话：“不要替自己辩护，时间长了，别人自然会了解你。”
            　　
            　　　　　
            叶灵凤因妻子叫郭林凤，故别署“双凤楼”，其散文集也名为《双凤楼随笔》。抗战时期他们夫妻反目，郭林凤从上海回到广东，独自以“南碧”的名字卖文为生。她偶有一次看到一本《双凤楼随笔》，不禁泪如雨下，随即拿起笔来将“凤”字涂去。不久她就病死在医院里。
            　

            史学家孙毓棠的妻子姚凤子是名满西南联大的话剧明星，孙离开昆明时，托好友曹禺照顾姚，不料曹、姚二人竟然产生暧昧关系。孙不久与姚离婚，转而爱上沈履的女儿——比孙差不多小20岁。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稍有姿色的女生，大半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一个美貌少妇，紧追不舍，少妇无处可避，便躲进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等他走过去。不料罗竟然尾随而至，伸手替她付款。两人因此发生口角，少妇更将他告到法庭，后来经人调停才和解。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罗隆基的结发妻子是南洋富商之女，但罗不久便移情别恋，爱上了徐志摩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罗为了接近张幼仪，刻意伪装成张幼仪大哥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讵料张幼仪早已心如死灰，对他毫不寓目。罗失望之余，怀疑是因为自己有发妻的缘故，遂决心摆脱，却又不甘心付赡养费，于是每天对发妻大打出手，直到她心甘情愿离开。然而张幼仪仍对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1945年，江青赴重庆治疗牙病，密约已在英国使馆工作的唐纳一会，被唐纳拒绝。不久，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邀请唐纳参加家庭酒会，唐纳如约而至。毛泽东见到唐纳，握住他的手说：“和为贵！”后来，唐纳远赴欧洲定居，在巴黎开中餐馆，躲过了文革浩劫。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爱上了一位女士，他费尽心机却难获芳心。有一次，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聊天，这位女士也在场，深为殷的风采和口才倾倒。殷走后，这位女士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深受刺激，遂埋头学问。虽然这位女士最终没有嫁给他，他却写出了一部《中国通史》，成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


            徐悲鸿以画奔马驰名天下，求画者络绎不绝。他晚年因与蒋碧薇闹分居，为赚赡养费，不得已增加“产量”，常在一桌之上，数匹“马”同时动笔。时人称之为“离婚画”。
            　

            冷战时，刘宜良（江南）因写《蒋经国传》得罪当局，终被暗杀。他的遗孀崔蓉芝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民事赔偿3亿零500万美元。官司打了五年之久，国府终以145万美元的“人道恩赐金”摆平此事。一直不依不饶的崔蓉芝之所以心灰意懒，因为她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与江南生前的一位好友陆铿坠入情网，故已无心恋战。她与陆铿正式結婚后在电视台谈老年人的婚姻生活，满面幸福之色。

            　　
            于凤至死后，买了个双穴墓，仍奢望能与张学良死而同穴。张学良在扫墓时说：“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大清国满蒙藏回汉大首领乾隆问张廷玉：“天下最肥者何物？最瘦者何物？”张对曰：“春雨最肥，秋霜最瘦。”乾隆笑曰：“此真宰相语！”

            　　
            曾国藩克复金陵，同僚亲友纷纷致函祝贺，皆为歌功颂德之类。他将这些书信汇次成册，题签了四个字——“米汤大全” 。
            　


            李鸿章接见洋使，常带轻慢之色。有一次俄使求见，李与之约于次日，部下提醒道：“明日是除夕，中堂恐无余暇吧！”李说：“老夫萧然一身，枯坐无聊。不如招两三洋人，与之嬉笑怒骂，也算一种消遣。明日你等皆不必来，老夫一人当之可也。”又有一次接见法使，法使很年轻，李一见其人就问：“尔年几何？”西方人最不喜欢问人年龄，然慑于李的威望，不得不答。李笑道：“与我第几孙同年，汝可知吾在巴黎时，与汝祖父倾谈数日乎？”李还曾会见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笑问：“你们的康格（美国驻华公使），和康格的老婆……”翻译怕古德纳不悦，译作“康格公使……夫人”云云，略通英文的李鸿章马上纠正道：“瓦壶，瓦壶！”意为“wife”。

            　　
            1900年，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复任北洋大臣，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让国家少受些损失，他答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左宗棠自负，自比诸葛亮，常自署“老亮”。他进剿西北回匪大有斩获，部下贺之，他掀髯笑道：“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然后来偶败于捻军，大清国京师震动，他正在懊恼之中，他的朋友林寿图揶揄道：“此葛亮所以为诸（猪）也！”


            伍廷芳使美时，有贵妇人听到他妙语如珠，十分倾慕，即趋前与握手云：“我真佩服万分，愿将爱犬改名为伍廷芳以为纪念。”伍答道：“很好。那么您就可以天天抱着伍廷芳接吻了。”此妇笑不可抑。



            王闿运有一个亲戚纳妾，有人劝道：“方国家多故，志士枕戈之秋，不宜沉溺于此！”王笑道：“这个容易，可为她取名‘戈儿’，以示不忘国耻！”
            　　

            王闿运游泰山，夜宿东岳庙，刚好庙里死了一个僧人，众僧知他是名士，便请他题写挽联。他提笔写道：“东岳庙死一和尚。”众僧皆大失所望。他接下来写道：“西竺国添一如来。”众僧绝倒。


            辜鸿铭少时在英国读书，曾依中国礼节在房间里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何时能来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献鲜花的时候！”还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一群白人对他露出鄙夷之色，他便掏出一份报纸来看，结果那几个人大笑不止地说：“居然不懂英文，连报纸都拿倒了！”这时辜鸿铭用流利的英语对他们说：“英文实在太简单了，不倒着看实在毫无意思！”


            某次外交场合，日使刁难王宠惠博士：“君所代表者乃贵国之南京政府，抑贵国之西南政府乎？”王徐徐以答：“余所代表者为贵国所承认之中国政府。”又有一次，一位欧洲贵妇问王：“听说你们中国人结婚，都凭媒人撮合，彼此先不认识，这如何做得夫妻？应该象我们这样，由恋爱而婚姻，才会美满幸福。”王答道：“我们的婚姻，好比一壶水放在火炉上，由冷而热，逐渐沸腾。夫妻初不相识，日久生情，且越来越浓，故少见离婚现象。你们则相反，结婚时如一壶开水，婚后慢慢冷却，因此你们的离婚案如此之多。”
            


            许世英奉命赴欧洲考察司法制度，在巴黎被邀请去看脱衣舞。观舞未毕，当地记者突然趋前访问，请许发表一下对脱衣舞的看法。许笑道：“这是很好的娱乐，同时可能有助于增加贵国的人口。”
            　　

            民国某年春节，郑州一小店贴出春联：“贺革命春王正月，祝民国天子万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下层依然少受时代政治的影响。


            大清遗民王国维民国后始终未剪辫子，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柯劭忞辞民国参政之职，说：“政出多门，何参之有。”
            　　

            　
            袁世凯称帝，清季状元张謇以师长之尊苦谏之，袁很惭愧，于是诡称：“予意明代后裔为帝最宜，国民或不反对！”张謇笑道：“然则今日总长之朱启钤、将军之朱瑞、巡抚之朱家宝、小生之朱素云、青衣之朱幼芬、武旦之朱桂芳，皆有为皇帝之资格矣。”
            　　

            北大老教授辜鸿铭贺张勋寿，献联一幅，文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他得意地问胡适：“可知何意？”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指您俩的辫子，那么‘擎雨盖’是什么呢？”辜鸿铭答道：“自然是清朝的大帽子了。”


            章太炎评论当时流行的新诗：“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熊十力喜欢在自己家里给学生上课，并曾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封信，写道：“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
            　　


            杜亚泉写白话诗讽刺白话诗：“一只苍蝇嘶嘶嘶，两只苍蝇吱吱吱。苍蝇苍蝇做什么，苍蝇说我在做白话诗！”另有某国学教授在黑板上作攻击白话的白话诗一首：“天上飞来一片红叶，红到不能再红了。嘴里吐出一句白话，白到不能再白了。”


            有人问胡汉民：“有人说先生今年贵庚五十多了，对不对呢？”胡捻须笑答：“有此一说！”
            　


            后来做大满洲国康德皇帝的溥仪在民国初年曾仿刘禹锡《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文曰：“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荒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吴稚晖反对老少配，说年轻女子嫁给老头，不是谋财，便是害命。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林语堂说：“绅士的演讲，应当象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张继在谈及共产党所谓“铁的纪律”时说：“诸君试想，人是有机体的，铁镣在身上，看是怎样的难过呵！”边说边捶胸顿足，木板讲台都几乎被他蹬塌。
            　　

            民国时一次北京党政军学各界合影为志，众人推党部吴委员居中而坐，以示尊党。吕复提议道：“不如请吴委员一人坐在房顶，以示党权高于一切。”



            冯玉祥曾蓄须，显得威风凛凛。夫人李德全则说：“野蛮人遍体多毛，文明愈演进毛亦愈少。”冯听后马上将胡须剃掉。

            　　
            李宗仁、白崇禧治下的广西，公务员均着灰色制服，军人均着墨绿色制服，且脚上一律穿广西式布鞋，全无穿皮鞋者。唯一的例外是李宗仁，他总穿长统马靴，从不穿布鞋。有人就此询问李夫人郭德洁，郭说：“无他，不过是避蚊子罢了！”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民主人士黄炎培老来娶少妻，白发红颜，相得益彰。一日有冒失鬼来访，乍见黄夫人，竟率尔问曰：“此是第几位令媛了？”黄徐徐以答：“不敢，她是家岳母的独生女儿！”

            　　
            陈公博有关于做官的妙论：“在野政客好骂人，宛如闺女在娘家，养得一身仙风玉骨，好评人短长，嫂氏有不是，只会在旁揶揄，或是看见侄辈尿粪不洁，必掩鼻而过。到了政客做官，又如闺女出阁，做当家媳妇，蓬头垢面，早早起，晚晚睡，还要换人的不谅。有何冤苦，也只好躲在绣房里、被窝中，向夫婿哭诉。自己身体也渐渐不如从前保重了，胸部可以示人，纽子不必扣紧，小孩拉屎在桌上，所幸用饭碗盖起来完事。”
            　


            鲁迅问内山完造：“假如孔子活到现在，他会亲日还是排日？”内山说：“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北平晨报社社长陈博士在某次宴会上，有人问报上近日有何新闻，陈回答：“新闻不在报上！”



            　
            范古农居士讲佛学，说：“很多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我现在可以给他们一个证明。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名各有其实的。譬如有桌子的名词，就有桌子这样实物；有椅子的名词，就有椅子这样实物。谁能说出一个没有实物的名词来给大家听听？”众皆默然。他便接着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名词的，可见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的了。”
            　　

            传丰子恺吃素念佛，有友人问及，他答道：“吃素是真的，念佛就未必，大概我有时翻译佛教书籍，以致引起人家的误会吧！我只能算与佛教恋爱，而不能说是结婚。”
            　


            林语堂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文化”课，对中国文化的称颂可谓不遗余力，一个女学生有点生气地发问：“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就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你们中国吗？”林语堂答道：“有的，你们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大跃进失败饿死许多人后李锐问毛泽东，说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会相信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粮食呢？毛泽东想了一下说：上钱学森的当了。


            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有一次在学生军训典礼上讲道：“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而学生更狠，因为你们有头脑，有学问。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所谓丘十七，是指“丘八”加上代指学生的“丘九”。
            　　

            “性学博士”张竞生撰《性史》，引发不少跟风之作。如旧派小说家徐卓呆和平襟亚合著的《性艺》，内容即是说张博士登报征求性友，每日都有一个女子登门应征，实验性生活，其中有姨太太、寡妇、优伶、舞女等诸色人等，各有一套性技艺，其中以刀马旦在博士身上劈叉最妙……张博士虽然大言不惭，提倡性学，实际上却一无所知，每日被这些女人狎玩，等于做了一个男妓，最后被一个女人带来的爱犬咬到博士的“小博士”，就此一命呜呼。这也算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吧！
            　　

            赵元任给友人信中写道：“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萨孟武曾感慨道：“中国之博士，大多为鸭博士。夫鸭者，能游于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于陆上，而不能捷行；能飞于空中，而不能高飞。以鸭之名加于中国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他还曾对学生太息道：“中国人之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均占少数，而占多数者则为‘看革命者’也。”

            　　
            某校法学课考试，有题为“何谓法人”。一卷答案曰：“法人者，法兰西人之简称也，其人高鼻深目，黄发碧眼，与英吉利人、美利坚人略同，吾国上海、天津等地多有之。”
            　　

            　　
            潘光旦年轻时因练习跳高摔断一条腿，被迫截肢，今后大半生与拐杖为伴，但他并不因此变得乖僻避讳。有一次，他谈到孔子，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陆侃如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主考官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孔雀东南飞，何不飞西北？”陆马上答道：“西北有高楼。”
            　


            西元1967年新中国国庆，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了？”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福特时，身体已每况愈下，他对福特说：“我想我就要接到上帝的请帖了，但到现在还没走成。”福特没听明白，居然回答：“没关系，我一定让基辛格赶紧把请帖给您发了。”在一旁的基辛格等人都惊呆了，还好翻译译作：“总统说，主席能活上千八百岁，不碍事的！”


            　
            英法联军劫掠大清国满洲皇室私苑圆明园时，龚自珍的长子龚半伦以英国公使幕僚的身份先行进入，取走不少贵重物品。龚半伦天资极高，识多种文字，由于抱种族革命思想，因此拒不与曾国藩等人合作。他后来颇为落魄，那些字画均被典卖干净，本人亦精神失常而死。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与吴长庆为莫逆交。保庆死后，袁世凯屡试不第，投笔从戎在吴长庆军中。吴以他为故人之子，仍希望他走科举举士的正路，延请张謇作他的老师。张謇对袁世凯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毫不客气地指摘其文章过失。久之，袁世凯非常痛苦，乃向张謇开诚布公，表示自己从戎决心已定，如果非要继续科举，则宁可出走。张謇便劝说吴长庆授袁以武职，袁因此而崭露头角，且一发不可收拾。起初袁世凯对张謇十分恭敬，来往通信一概称“夫子大人函丈”；他升任大清国山东巡抚后，致书时改为“季直先生阁下”；到官居直隶总督后，煊赫一时，致书竟称“季直我兄”。张謇怫然不悦，作书以答曰：“夫人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袁世凯深感惭愧，乃托言秘书所为，此后称“夫子”如故。



            袁寒云的母亲金氏，出身朝鲜贵族。朝鲜高宗为了感谢袁世凯为他训练新军，特地赐婚。金氏本以为是做正夫人，不料按照中国的家法，只排在了第四。前面不仅有正夫人和袁世凯昔日的红粉知己沈氏，还有一个，居然是金氏自己的陪嫁姑娘。（按：沈氏为袁世凯青年时在上海结识的风尘中人。）
            　　

            《辛丑条约》签订后，新任大清国北洋大臣袁世凯为迎接叶赫那拉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特制了一辆豪华专列。慈禧便乘此专列回到北京，在军乐队演奏的《马赛曲》中重入大清国中枢紫禁城。10年之后，这辆专列成为民国元勋孙中山的专车。再过16年，这辆专列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得稀烂，大帅张作霖与之玉石俱焚。


            　
            张翼原是醇亲王弈缳府上的家人，倚仗主人势力，累资而成巨富，后来被满清朝廷任命为河北滦县开平矿务局总办。美国总统胡佛年轻时为该局雇员，深受张翼器重。八国联军进逼大清国京师，张翼知道矿务必被洋人垂涎，乃找胡佛商量对策。胡佛暗地里与英商墨林勾结，利用张翼对自己的信任，以“籍资洋员经理以受其保护”的说辞，将张翼赚入彀中，订立《土头矿契约》，骗取了开平煤矿的主权。张翼虽愚者千失，却留了一手，即签订了一个副约，以维护矿权。事发后，朝廷令张翼收回开平，张翼乃赴伦敦兴起诉讼，与胡佛对簿公堂。张翼请到律师5名，胡佛则请到12名，经过近两个月的官司拉锯，法庭终判张翼胜诉。但是由于墨林事实上坚持霸占开平，致使此次胜利只存在于法律上，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从事实上收回矿权。
            　　

            孙中山的长兄孙眉公早岁赴檀香山经商，逐渐发家致富，有牧场六千英亩，牲畜数万头，工人逾千，另有山林平原若干，在檀香山有一定政治地位。孙中山少时，即由眉公送入檀香山之教会学校，但后来孙中山欲受洗礼为教徒，引起眉公的震怒，将他送回国内。不过，后来孙中山投身排满革命，眉公即倾尽家财助之，以致家道中落，不能复振。
            　　


            　
            北洋强人王士珍字聘卿，“士珍”不是他的本名。聂士成练兵时，广求将才，王本位卑不足当选，适有守备名“王士珍”者乞退，于是借名以进。不料以此名成名。而那个真正的“王士珍”，后来却沦落到给人作佣人，贫匮而殁。
            　　

            张元济的先祖是南宋丞相张九成，这是一个绵延近千年的书香门第。


            章太炎出俞樾门墙，后既反满革命，被俞樾詈为“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自兹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志士林觉民死难后，林家怕被株连，将老宅卖掉，避居乡下。买方正是谢婉莹（冰心）家。
            　　
            　
            志士赵声是宋太祖之子燕王赵德昭的后人，故自号“宋王孙”。赵德昭就是民间所谓的八贤王。


            杀害宋教仁的主凶之一洪述祖，是清代大学者洪亮吉的后人，世代书香，曾制有一联云：“长安居大不易，天下事尚可为。”可见其才气！满清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就是由他拟就的。而他还有一个争气的儿子，那便是著名的戏剧作家洪深。

            　　
            杀害宋教仁的凶手，被顺藤摸瓜地摸出一连串来：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其中，武、应、赵均为暴死，一般认为是袁世凯杀人灭口。惟有洪述祖蛰居青岛租界，苟存至民国六年，终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寻见，并诉诸法庭，成为民国第一个受绞刑的人。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亲戚，因此能以内务部秘书的身份，经常出入总统府，且在宋案后得到袁的特殊关照。
            　　

            　
            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启超在北京四处捶胸顿足地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处罚刘存厚，段祺瑞只是敷衍了事。戴戡和蔡锷一样，是梁启超的高足，也是他的政治资本。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那支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因此他才如此失态。
            　　

            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众自戕，子弹穿胸而过。他后来在日本女护士佐藤的精心看护下获得重生，便娶佐藤为妻。
            　

            　
            王闿运进京，见到总统袁世凯，呼之为“老弟”，袁世凯称王为“壬老”。王闿运很不高兴，对人说：“他竟然称叫我‘壬老’。他不知道他祖父端敏公甲三跟我是什么交情么？不叫‘太世叔’却叫‘老’，真是不知礼数！”
            　　

            满清国主溥仪民初某年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
            　

            曹汝霖的先祖曹锡宝曾任监察御史，以敢于弹劾（？存疑）满洲权贵和绅而闻名，士人皆以一识曹御史为快。然曹汝霖却被视为卖国贼，士人多以识之为耻。
            　　

            黎元洪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伍到任后说自己久未闻政，老不耐烦，请示让自己的儿子——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主持部务，黎总统同意了，别人也没有意见。荐贤不避亲，传为美谈，有似春秋时期的祁奚、祁午父子。
            　


            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到北京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同样曾在此做过图书管理员的还有金克木，他是被胡适安排的，不过时间比毛泽东晚了将近20年。

            　　
            世人皆知毛泽东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殊不知江青亦然，且也是在大学图书馆。江青原名李云鹤，因机缘巧合，被友人推荐在梁实秋任馆长的青岛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并由闻一多安排在中文系旁听。由于她颇有姿色，身材挺拔，乃被吸收进学校的海鸥剧社，并与剧社社长俞启威由恋爱而同居。江青在青岛参加共产党，因革命形势变化去了上海，遂与俞启威分手。后来，俞启威改名黄敬，以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成为北平学生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去世。



            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

            　　
            陈云原来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如他这样真正出身无产阶级的高级干部，在中共应属凤毛麟角，另一个应是项英。


            　
            　　那个被鲁迅痛骂过的旧北师大女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姑母。晚年处沦陷区而与日军据理力争，后被日寇袭杀于一桥上。

            　　
            　　陈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人悲愤之下，筹划成立台湾共和国，拟奉唐景崧为总统，参与此事的人中也有陈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顾颉刚出身苏州的诗书世家，满清杰出大首领康熙下江南时看到顾氏文风劲盛，特誉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陆侃如的妻子冯沅君是冯友兰的妹妹。

            　　
            　　张爱玲是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外曾孙女。



            张宗昌的父亲是吹鼓手，贫寒娶不起亲，有一贫妇偶然路过，与共划粥而食，于是结为夫妻，生宗昌。有一次宗昌母实在饥饿难耐，便在晚上持木棒击晕路人，夺其干粮而归。不多时宗昌父抚头而来，连说晦气，原来他正是被击晕的那人。他盛怒之下，逐走此妇，直到宗昌发迹之后，才将母亲接回家中。其母甚有见识，曾力劝宗昌勿赴济南，宗昌不听，结果被暗杀而死。


            西北军阀马鸿逵每苦其父马福祥管教之严。适其父六十大寿时，他听说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赠予寿匾一方，便事先赶到北京，活动上下关系，谋得送匾大员的差使，大模大样地回到宁夏。老马闻道大总统代表光临，非同小可，即令大吹大擂，恭敬迎接，并大张盛筵，请贵宾上坐。马鸿逵趾高气扬，得意非凡，老马忍气吞声，拜受寿匾。但一待大礼结束，老马即喝令家法伺候，将小马重责了五十军棍泄愤。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二人相识很早。1918年，毛的岳父杨昌济在北大任教，毛泽东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家人赁屋而居。梁漱溟的一个表兄与杨昌济关系很好，常携梁漱溟一起去拜访杨，叩门之后，常是毛泽东前来开门。不过，毛那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而梁漱溟已是北大的教授了。
            　　

            毛泽东在长沙南城门张贴“二十八画生访友”的启事，写道：“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意为愿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结果共有“三个半”朋友做出回复，其中有罗章龙和李立三。李立三是慕名而来，毛泽东兴奋地说了许多，李立三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后来毛泽东说：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


            1919年，刘师培患肺结核已到晚期，却仍不愿随意传授他的绝学。黄侃问他想收什么样的弟子，刘说就象黄这样的最好，黄立刻跪下拜刘为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黄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带领下，十分不请愿地磕头拜黄为师。黄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这指的是黄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杨伯峻心结顿解，从此拜服。


            　　
            1920年，民族资本家穆藕初在北大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赴美留学，其生活费相当优厚，高于官费留学生。其第一批学生即“五四”运动的五大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当时报纸争相报导，将他们与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满清五大臣相提并论。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一代名流，最后因为做郭松龄的幕僚而送了性命。


            张学良很早就知道周恩来，却并非因为周恩来搞学生运动。张学良是个京剧爱好者，喜欢捧角，他最初听说的周恩来正是一个有演剧才能的学生，且是一个擅长演旦角的。
            　　

            罗隆基与曾留学美国的王右家同居，罗当时在南开大学讲课，王常坐汽车跟他一起去，一对璧人，令人叹赏。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陈白露即以王为原型。王在抗战间与罗隆基离婚，抗战后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结婚，后来去了美国。罗隆基则转而与彭德怀的内姊浦熙修恋爱，还曾被浦的丈夫捉个正着。罗浦二人在五十年代被双双打成“右派”。
            　　


            《京报》社长邵飘萍与《新社会报》社长林白水，均以文字罹祸，被奉系军阀杀害。邵死于1926年4月26日，林白水死于同年8月6日，两者相隔一百天，时人故谓之“萍水相逢百日间”。

            　　
            张伯驹变卖房产，从琉璃厂购得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真迹，是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画作。张遂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展春园”，自署“春游主人”。



            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拉着黄的手说：“已有二十年不见先生了！”黄是第一次见毛，闻言愕然。毛笑道：“当年先生在上海演讲，学生有幸旁听，先生自然不知。”
            　　

            毛泽东和张元济等人游天坛。毛问张说：“你以前做京官的时候，可曾来此？”张元济说：“天坛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着又批评了戊戌变法的不足。张元济曾先后与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五位巅峰人物促膝而谈，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科学界著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有家学背景，不过他们的父辈都偏重国学。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曾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一同在日本留学，亦列章太炎门墙；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公子；而钱伟长是钱穆的侄子并由其加以培养


            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终生未娶。


            　
            张恨水以在《世界晚报》副刊连载《春明外史》成名，张学良特别爱看他的小说，遂与订交。后来张学良办《新民晚报》，请张恨水写《春明新史》连载于此。当时张的《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等小说在各种报刊同时连载，时人叹为观止。


            金庸的思想无疑源自清儒，1949年，他抱着“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甘愿放弃《大公报》的优裕条件，进京到外交部谋职。他对此满怀信心，因为他的表姐夫是钱学森，他又和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私交甚笃。然而，他出身大地主，又非共产党员，这一梦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最终黯然返回《大公报》，几年后开始写作武侠，终成一代大师。


            陈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别传》，视柳为千秋知己，尤其爱柳的《金明馆咏寒柳词》，遂为书斋命名“金明馆”和“寒柳堂”。
            　　

            西元1968年，李广田不堪批斗之苦，在昆明北门外的莲花池自杀，传说这也是吴三桂死后，美人陈圆圆自杀的地方。


            汤一介是汤用彤之子，祖父汤霖是光绪年进士。汤用彤幼时很少说话，貌似愚钝，但三岁时就可以模仿其父的口吻，用湖北方言从头至尾地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而吟诵《哀江南赋》后来也成为他家子弟的必学功课。


            　
            左宗棠曾作骆秉章的幕宾，樊燮公以总兵身分拜见骆秉章，骆让他拜见一下左宗棠，樊听命拜见，但不过寻常作揖，没有行请安大礼。左宗棠怒道：“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偏你为何不？”樊答：“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也是朝廷二三品官呢！”左宗棠大怒之下，竟要伸脚踹他，厉声呵斥道：“忘八蛋，滚出去！”不久樊被革职。
            樊于是大宴父老，发誓道：“左宗棠不过是个举人，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辱及我的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的两个儿子一定要为我雪耻，不中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他又在板上写了“忘八蛋，滚出去”六字，放在祖宗神龛旁，时时作为警醒。他的两个儿子增祹、增祥在他的严厉督促下，也都常写“左宗棠可杀”五字以励志。二子后来都学有所成，增祹早夭，增祥则果然中进士，为一代诗词名家，曾任陕西藩司。大清国朝廷在西安为左宗棠建专祠，增祥拒绝致祭，说：“宁愿违命，也不能获罪于先人！”



            大清北洋水师各舰将领多为马尾水师学堂的同学，对出自淮军的提督丁汝昌多有漠视。1890年，丁汝昌率舰巡访香港，偶曾因公离舰，总兵刘步蟾便传令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尚在船上的副提督英国人琅威理想制止，却无人理睬，他气冲冲地向李鸿章告状，不料李鸿章却支持刘步蟾，气得琅威理拂袖而去。英国方面大为震怒，从此便不许大清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


            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翁同龢专门从大清国户部划出预算，当时的名宦如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名将如聂士成、宋庆、袁世凯等均慷慨解囊，各捐数千元不等。因签订《马关条约》被国人视为卖国贼的李鸿章也愿出资2000元，以表敬慕，但被康有为拒绝。翁同龢虽十分器重康有为，闻此也责怪他太过狂妄；而徐桐、潘庆澜等更是不平，扬言要上书弹劾康有为。
            　


            章太炎在《楚学报》撰《排满论》，张之洞恐被连累，令梁鼎芬将章逐出报馆。梁鼎芬对章太炎的观点本就十分痛恨，不仅将章驱逐，且令人以轿杠打了章的屁股。从此章太炎与人争论时，对方只须说“叫梁鼎芬来”，章便会转而微笑不语。
            　　

            大清国季年，在东京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常互相谩骂，甚至于斗殴，梁启超就曾遭到丛殴。当时张继是带头者。梁启超自知不敌，且辩且退，张继则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后梁启超只好绝袖而去。
            　

            岑春煊就任两广都总司令职，加入反袁护国运动。他的就职演说是：“春煊将言，先不能无大惭。使春煊而才者，袁世凯岂能篡满清三百年之业？辛亥则既篡矣，又岂能叛民国四万万人之国？今兹则既叛矣！于彼著其为篡与叛之才，于此则著我无才以制此篡与叛者，乃使其竟篡且叛！……春煊不敢必此役之必胜，然而必有以答天下之督责，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在龙泉寺，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并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民国四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宋教仁为了竞选，历游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处，必登台演说，抨击时政，臧否人物，鼓吹责任内阁，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曾经演说道：“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他的演说词屡被总统府秘书剪呈给袁世凯，袁曾怒道：“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杨度首倡帝制，然其杨有“木”边，正是“袁”之“土”头的克星。袁世凯死后，杨度曾往河南洹上的袁林祭拜。袁克文认为杨是袁家的劫数，即赋诗云：“朱三不是纵横才，死傍燕台事可哀。独有杨家老招讨，清明犹为上坟来。”
            　

            章太炎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皙子；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当时播为名言。
            　　

            孙中山与陈炯明由革命的上下级，而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史家自有公断。惟陈炯明挽孙中山联，沉郁顿挫，值得一记：“唯英雄能救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北大学生朱谦之写信给他说：“吾为人民之自由起见，与先生誓不两立。”
            　　

            以信用而论，冯玉祥是与历史上劣名永彰的侯景、朱温一样的人物，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叛逆。他在直系中原非一等一的人物，得吴佩孚的推荐才做了河南督军，但他一到任便将吴的亲信宝德全杀害。吴震怒之下要拿他示问，他便逃到曹锟那里，托张绍曾等人为他求情。曹锟心肠宽厚，将他保下，并让他做了陆军巡阅使的要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众将俯首听令，只有冯玉祥麻烦不断。他先是索饷15万，吴佩孚尽量满足他；然后又要求平奉后取代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吴佩孚认为他不适合处理与日本的外交，遂加以婉拒，但同时许诺会有其他的“国家名器”令他满意。不料冯玉祥与张作霖早有勾结，他拥兵骑墙，密切关注前线战事，最终倒戈班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他的恩公曹锟，杀死曹的兄弟。最惨的是吴佩孚，只因这个人的反叛，从此流落江湖，寄人篱下。


            状元张謇于后辈中最欣赏徐树铮，徐被冯玉祥暗杀，张为之悲痛逾垣，深恨冯玉祥。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倒戈，致使吴佩孚惨败。吴佩孚一帆南下，故交凋零，天地茫茫，竟似无容身之处，此时他收到了张謇的来信，信中说：“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 
            吴叹道：“季老真乃穷途知己也。”
            　　

            黄侃恨极白话诗，兼恨胡适，说胡适是“一只绕着蔡元培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北伐期间，共产党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发动土改运动，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质问陈独秀：“民众为何侮辱我家人？”陈独秀不能对。


            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获誉，陈独秀在狱中想见他，胡适说：“陈独秀素有政治偏见，岂能研究太平天国？所以还是不要见了。”


            　
            鲁迅对顾颉刚极尽挖苦之能事，且曾在国民党“清党”的非常时期，加顾颉刚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在武汉（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血口喷人，至此而极。”1935年，鲁迅又在《故事新编》中讽刺有口吃和酒糟鼻缺陷的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这里说到的“禹是一条虫”，乃是顾颉刚作为假设提出的学术命题。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文化界如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李大钊被捕后，京城名流纷纷出马为他求情，张学良也向其父陈情。张作霖一度犹豫，最终还是征询张宗昌的意见。结果张宗昌怒不可遏地回电道：“若释放李大钊，前线将士情何以堪。”张宗昌当时正在和北伐军打仗，而李大钊是国民党北方支部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因此遇难，可以说，他也是作为一名国民党员而死的。


            潘光旦幼时患足疾，截去一足。后来他参加新月社，鲁迅对他进行了人身的嘲笑，称他为“蹩脚教授”。
            　


            汪精卫常与吴稚晖争吵。吴有收藏信件的习惯，因此汪已忘记的事情，吴总是记得很清楚，故两人打笔墨官司，总是汪吃亏。久之，汪对吴很是不齿，经常说：“这个人我不理！”

            　　
            林汉达编《标准英语读本》，由世界书局出版，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马上黯然失色。林语堂便不依不饶，声称林汉达抄袭自己，一场官司打下来，法庭认为抄袭之说不成立。但是南京教育部的蒋梦麟发话，说《标准》确有抄袭之嫌，禁止发行，于是法庭只判开明书店赔偿30块大洋。开明书店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世界书局从此不再染指教材。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林汉达气得跑到美国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移居美国了，人家的大作《吾国与吾民》还在美国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50多周。


            太阳社成员杨邨人发表了《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后来鲁迅逝世，有人问杨邨人感想如何，杨悻悻地说：“这老头子叫我不要担心他的老！丢！他现在不只老，而且死去了！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西元1956年鲁迅移棺，当年鲁迅逝世时的抬棺者已风流云散，有的已死（周文），有的去了台湾（黎烈文和孟十还），有的回了日本（鹿地亘），有的在监狱（胡风），只剩下巴金和靳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当时军政和文化界领导如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周扬，加上巴金和靳以，一起为鲁迅移棺。其中，周扬曾被鲁迅斥为“奴隶总管”，周扬则称鲁迅为“上海滩的老爷子”，两人素有过节；后来，周扬还把鲁迅的门生胡风等人送进了监狱。虽然这次周扬声称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到了1976年，胡风仍耿耿于怀地说：“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攻击鲁迅的人。”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杀害蔡公时。陈嘉庚聚集华侨演说道：“日本虽是我邻邦，但在我国遭受天灾时，不曾助我一粒米、一文钱。如今反以其侨民为借口，犯我主权，杀我同胞。其险恶凶蛮，世无俦匹。如今我们怎样反日？一是要抵制日货，凡日商所经营，我等誓不虞目；二是要筹款襄军，我们既不能留学牺牲，就该捐资报国。”日本人听说后，十分恨陈，令人烧掉了陈的橡胶厂，损失五十余万。
            　　

            抗战中，高志航屡驾战机击落敌机，日军空佐三轮宽大怒，扬言要与高一较高下，结果三轮宽在山西忻县被高志航击落。此等演义式的一对一的挑战，在现代战争中只有空战才残留了几许可能。




            日军轰炸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从室中逃出，被敌机上的机枪击中要害，倒在墙边并被断墙压住，肠子都被压破流出，死状至惨。蒋经国从江西赶回溪口奔丧，悲愤填膺，即在母亲遇难处立一石碑，上镌“以血洗血”四字。此碑在日军攻占溪口后被毁。


            吴佩孚晚年从四川回北平定居，路经天水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他看到会场中挂着孙中山的遗像，不禁怫然作色，坚持要求将孙像取下，方肯致辞。
            　　

            　
            二十年代初，戴季陶在上海与陈独秀住邻居，在陈的影响下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在共产党创建之初，他经过认真的思考，决定脱离这个组织。后来他又成为极端反共人士，是西山会议派元老之一。但是抗战结束后，他听说毛泽东驾临重庆，为之十分振奋，即发出宴请函，函曰：“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不过他不久即自杀而死，也就无从再表达自己的爱憎转换了。


            沈从文对萧乾有知遇之恩，后来萧乾日益热衷政治，沈从文很讨厌他。文革后期，萧乾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四处奔走时，顺便也为沈从文频频呼吁。一次两人在胡同口遇见，萧乾还没说几句话，沈从文便声色俱厉地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么？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在萧乾听来，这当然是尖刻的讥讽。


            徐寅生以十二大板击败日本选手星野，是世界乒乓球史上的经典一战。徐在介绍经验时用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说自己打球是带着阶级仇恨的，说你想如果你在打球，把球想象成蒋介石的脑袋，这样一板一板打起来多有劲！徐的这个”学用报告”是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样板。

            　　
            西元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尼克松好，我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我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次年他会见尼克松，尼克松说自己是最大的右派，毛又说：“我喜欢右派！”



            日清甲午战前，伊藤博文谒李鸿章于天津，李峨冠倨坐而待之，伊藤忍气而归。实则李鸿章历访欧美各国时，亦不改此中州士大夫作风，不过外交界以阴狡虚谦为共性，不能接受此类士人姿态罢了。

            　
            俾斯麦委婉地表示李鸿章只会打内战，大清国重臣李鸿章喟然长叹：“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大清国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保密工作非常糟糕，往往是前夜刚刚议定一事，次日百官间已议论纷纷。因此后来有人为袁世凯辩解道：杨崇伊等人早已报告太后了。
            　　

            世人皆因袁世凯出卖维新志士，而将袁列为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戊戌变法前一年，袁世凯携“列强瓜分中国画报”觐见翁同龢，要求进行全方位的变法，但没有被翁采纳。戊戌变法失败后，袁世凯诚然背负骂名，但到了1901年他任大清国直隶总督后，却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内容涵盖教育、实业、警察、吏治、军事等多方面，许多正是当初康、梁的主张。就实际效果来看，如教育一项，直隶及天津便受用不浅，直到民国初年都领先全国。总体来看，袁世凯是新法最坚决的推行者，也是清末最杰出的改革家之一。变法之后，他还推动立宪。1906年满清醇亲王载沣主持会议，奕劻、徐世昌、张百熙等人及出洋五大臣支持立宪，孙家鼐、容庆、铁良等反对，双方争持不下。这时，袁世凯越众而出，慷慨激昂地说：“实行立宪，是吾辈莫大的责任。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吾辈当共勉之。” 


            　
            大清义和团大闹直隶，不仅攻击洋人，且冲击官府和官军。武卫中军的一名分统杨福同带兵巡逻，遭到义和团攻击，被乱枪戳死。卢汉铁路的外籍工程人员及家属，亦受到冲击，伤亡过半。但最令人发指的还是聂士成之死：聂士成本在防御海路来的八国联军，得知义和团在焚烧杨村铁路，便派一个支队去制止，结果被团民击伤数十人。聂大怒之下，出手痛剿义和团，声称“事定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遂与义和团结下血海深仇，家眷且被义和团掳走。不久，聂与众多部将于两线作战中死于八国联军炮下，义和团竟散发“聂士成造反”的消息，以至于朝廷对聂的死毫无矜表。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才使聂的冤情大白于天下。


            袁世凯军驻朝鲜十二年，纵横捭阖，雷厉风行，有古代名将傅介子、班超的风采。尤可称道的是，他在朝鲜多次粉碎日本的阴谋，日本人恨他入骨，一度要刺杀他。但弱国无外交，等他做了民国总统后，却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实为部分条款）。签字后，袁世凯神志不宁者累日，声泪俱下地告诫大家要念念不忘此辱。他还嘱丁佛言撰《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五万册，密存于天津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卒以报吴。彼咄咄逼人者，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此书乃可出而问世矣！”后来的洪宪帝制中，护国军方面与日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日本始终视袁为芒刺。可见袁世凯那句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确非虚言！（按：肉袒牵羊：楚破郑，郑伯肉袒牵羊，出城投降。事见《左传》。）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君主立宪的帝制，而非满清式独 
            裁帝制。它并不以否定共和革命为先决条件，相反，他为了尊重和承认武昌起义的功绩，第一道“御令”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严复早有清名，虽与袁克定交情不浅，却不甚支持洪宪帝制。他赫然发现自己名列筹安会发起人时，郁闷地说：“余列名发起人，事前未知。皙子（杨度）曾找我纵论时政，我但将我之所见告之。不料未几，报端即现筹安会通启，列入贱名，是何异于拉夫政策？”闻者大多不信。
            　

            民国始肇，辜鸿铭时为南洋公学校长，不肯易其辫服，自诩老大中国之最后代表。尝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于清室，吾岂止如是。吾非仅效忠于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也。”

            　　
            林纾自号“冷红生”，远于女子，彷佛“与情为仇”。然其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凄婉而有情致，林自叹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
            　　

            1914年，十八岁的张恨水在汉口迫于生计，为小报补白，取李后主“人生常恨水常东”的句意，自号“恨水”。后人盛传他追求冰心不成，遂有“恨水不成冰”之意，实际上他当时还不认识冰心，故为播诼无疑。
            　

            　
            世人都以蔡锷为护国运动的第一功臣，这对当时的云南都督唐继尧未免不公。蔡锷到云南时，唐继尧早已“厉兵秣马矣”，否则军事上安能如此神速？当时云南军中的高级将领，大多为唐继尧的亲旧；而李烈钧等国民党人前来投奔，唐继尧也逆中央旨意将其收留；至于蔡锷则本非云南人，与唐继尧在云南父老心目中的地位，孰轻孰重，恐不难辨。因此护国运动，唐、蔡至少是一样的伟大。
            　　

            霍元甲击败洋大力士之事，实为虚拟。霍确曾两次挑战洋大力士：第一次是一个俄国人，霍一跃上台，对方见其身手，知非易与，遂不战而逃。第二次是英国力士奥皮音，设擂台于上海，侮华人为“东亚病夫”。霍赴沪挑战，且下战书曰：“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且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结果奥皮音怯于霍的威名，同样不战而逃。真正教训过洋大力士的武林人士并不少，比较有名的有王子平和韩慕侠。王子平曾两次打擂成功；韩慕侠比较低调，是悄悄到洋力士下榻的六国饭店去索战而胜之的。此外，云南王龙云也算一个。
            　

            　
            余日章作为国民代表赴华盛顿会议，时中日争论方炽，有洋人问余：“中国人果有自治能力吗？”余反问道：“您读过世界历史吗？”彼答“读过”。余接着问：“在世界各国中，试问哪一国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的政府，有如中国之长久历史者？有的话请告诉我！”对方语塞而退。


            张勋复辟后，段祺瑞进京讨逆，辫子军一战而溃，死不逾百，市民遭池鱼之殃者3人，学校仅停课1天。许多人在从北京往天津的列车上观看了两军对垒，其损失之微，为世界史上罕见。


            　
            毛泽东在自传中回忆在北大的遭遇：“……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听一个图书管理员来讲南方土话。”一般认为这几个“领袖”当指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然而事实上，不久后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受到《新潮》主编傅斯年的青睐，傅将《湘江评论》与《新青年》、《每周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并列为全国最好的六家杂志。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则被罗家伦推荐为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准确解释。

            　　
            寡为人知的是，五四运动得到了不少“反面人物”的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并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曹、章。新文学运动的头号敌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货。北洋系前线将领吴佩孚通电支持学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政府罢免曹、章、陆，力争收回青岛。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提交辞呈，以此为盾，使政府收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他还坚决拒不签署解散有关学校的命令。就是被学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



            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因撰有《性史》一书，被称作“性学博士”。他在卷首说：“天下第一乐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他还在序言中用金圣叹批《西厢》的口气说：“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世定堕拔舌地狱。”此书一再翻印，洛阳纸贵。

            　　
            曹锟以贿选得总统，共有480名议员收取了他的贿赂，原则上每人5000元，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从1万元到2000元不等，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消息一出，全国大哗，此事遂成为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确实，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



            　　
            常有历史学家将吴佩孚定格为“英美派”。实则吴佩孚平生抱“三不主义”，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始终奉行不辍，至死未变。当然，他对苏俄和日本的拉拢都坚决拒绝，而英美似乎不曾那么主动地拉拢过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他对英美要“友善”一些。


            1925年，陈炯明败于国民军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党继承了他的遗志，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来又联共反蒋，直至今天都是参政党之一。


            　
            孙传芳号称残暴，但他以五省联帅驻节江浙时，裁减赋税，尤其善待农人，颇得乡人之望。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畀之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有乡绅主动进言，希望能每亩征银二角以助军费，孙坚决不许。因此他失败后，江浙颇有悯伤之感。

            　　
            蒋廷黼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答道：“廷黼，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写诗讽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诗云：（其一）“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诗内颇多中伤。张学良不抵抗固然可恶，然而他当时正患恶性伤寒在协和医院住院，不可能抱佳人而舞。即便张学良活该受辱，但朱五小姐、胡蝶与张学良概无关系，为池鱼之殃无疑。

            　　
            暮年的张学良回忆九一八事变：“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鲁迅与周扬就“国防文学”发生争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认为有机可乘，就给鲁迅写了封信，想把鲁迅拉到自己的阵线里来，结果鲁迅写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来回应。鲁迅在文中极尽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事实上，陈其昌与他的同志，都是节衣缩食凑份子办报纸，且是坚定的抗日分子……鲁迅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抗战中，就是这个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汹涌，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不绝于途。陈布雷为蒋介石作《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文中写道：“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


            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现在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将士担心她的安危，她则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最险的一次，是抗战初期前往上海劳军，她的汽车在越过阵地时被日本飞机投弹击中，汽车被炸翻，她肋骨折断、脊椎受伤，却顽强地坚持劳军使命。纵观古今中外的第一夫人，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呢？
            　　

            张资平在三十年代，连续写出多部反日题材的小说。如《天孙之女》，描述一个日本军人的女儿沦为妓女的故事，以此抨击日本自诩的“天孙之族”神话。日本人恼恨不已，曾多次恐吓他。抗战中，他被汪伪政府任命了伪职，却拒不到任，只是以“伪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收集有散佚风险的岩矿标本。但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周作人和张资平为“汉奸文人”，从此打上汉奸烙印。国民政府曾以“汉奸罪”逮捕他，经审理后无罪释放。但他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55年他又以“汉奸文人”的身份入狱，后来病死于劳改农场。他一生的著述丰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恋爱小说，二是日本文学的翻译，三是地质学的著作和翻译。


            　
            北大教授傅鹰说：“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惟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我不明白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陈寅恪晚年因撰《柳如是别传》，颇受不少学人讥讽。陈对挚友吴宓解释道：“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以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林彪死后，针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十分不满，他认为孔子和林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说：“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这些道理虽然再明白不过，可是在当时敢于说真话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清末以来，将相名士，各行各的主义，口诛笔伐乃至于开枪放炮比比皆是。然日寇来犯，却多能忠于大义，虽死不移。盖大道不废，则中华不亡。


            　
            左宗棠平天山南北路，收复新疆，其办理新疆军务十数年，凡大军经过地方，都令士兵修筑道路，并沿途植树。左宗棠的老师隆无誉在《西笑日觚》一书中说：“左洛靖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后人为感念他疪荫西北之功，称之为“左公柳”，并在沿途置碑，上书“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牧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1879年，杨昌浚应左氏之请到酒泉，发现沿途道旁，垂柳夹道，一片绿荫，景色绮丽，因触景生情，赋诗曰：“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马玉昆纵论各国军队：“列国军士中有智慧有法纪，人之将死却仍能指挥自如者，以德、法两国为最，英国、日本次之，俄国最差。俄国士兵的能力并不比我国强多少，不过其将官稍微胜出罢了，如果遇到突然袭击，将官被击毙，则行列自乱。而且，俄军攻克某处后，必四出掳掠，本营空虚，若被敌军偷袭，往往转胜为败。日军果敢坚决，为诸国之最，其坚韧耐久的能力尤为各国所不及，但是论军备精良、动作迅捷，则远不如德军。所以说各国军队中，法军身体最差，久战先倦；俄军智力最差，一失将官则乱，这两国都未必不可战胜。目前我军虽不够精良，但用来对抗俄军，尚足以取胜，不过俄军兵多且有铁道之便，我们以寡敌众，所以才捉襟见肘而已。”马在朝中力陈此论，不得见用。不久，日俄战于东北，结果俄军败绩，正如马所预料。
            　　



            满清在实行满蒙汉不同制度选举的同时，改革和延续了从蒙元开始的八股取士，有清一代共出了113个状元，其中江苏50个，浙江20个，安徽9个，山东6个，广西4个，直隶、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3个，湖南、贵州各2个，四川、内蒙、奉天、河南、陕西各1个，山西、云南、甘肃、吉林、黑龙江没有出过状元。可以看出，江浙人占去了一半，人口大省四川、河南瞠乎其后。


            广东人好赌，几乎无不可赌，科举为国家名器之名器，竟也在劫难逃。最初仅流行于童子试，后来蔓延到乡试，最后连会试也难以幸免。受到赌博的污染，大清国时广东的科举考试是很不正常的。


            　
            有清一代，汉人亦无不以科举为荣身之正途，惟山西人例外。大清国雍正时有大臣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一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如清末著名晋商渠本翘年轻时追求功名，被父亲逐出家门，结果他虽然中举，仍不能获得父亲的原谅，最终还是被迫回来打点家业。他的票号后来获得极大成功，辛亥革命后，渠本翘被民军任命为山西宣慰使。

            　　
            鸦片由列强之输入中国，最初是为了赚取大量屯留在中国的白银。山西因是票号总部所在，为全世界白银最集中的地区，因此烟毒在山西也格外猖獗，冠于全国。票号的衰败与此不无关系，不少票号的老板从家财亿万沦落到不名一文，甚至有自挖祖坟、冻毙街头的。
 

            　
            《清稗类抄》的编者徐珂曾论及素足（即天足）：“盖我国古昔，女子皆素足，晚年（近代）以来，亦所在皆有。徒以人民久习专制，富贵贫贱阶级之见，深入人心，原野编氓，非士大夫所习，不及见，或见之而漠不加察，直可谓‘不知足’耳！且又自居文明，于夙多素足之地，恒视为野蛮，转斥其犹未进化，是丹是素，寖成风会。”

            　　
            梅启照任江陵藩司时，想封禁南京钓鱼巷的妓院。曾国藩劝道：“此为六朝古迹，姑且还是保存吧！”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时，有人请示封禁妓院，张之洞不答应。此所谓“王道本乎人情”，饮食男女，自古以来的真圣贤往往是加以体贴的。
            　

            　
            清末民初，官场有以籍贯作称谓的习惯，如称李鸿章为合肥，张之洞为南皮，翁同龢为常熟，康有为为南海，袁世凯为项城，徐世昌为东海，黎元洪为黄陂……最独特的当数熊希龄，他因籍湖南凤凰，故称“凤凰”。
            　　

            近代以来，湖南人纵横政学各界，这一潮流始于曾国藩。曾国藩本人曾对此作出预言：“现在同乡诸人讲求词章之学固多，讲求性理之学者也不少，将来省运必大盛。”
            　

            湖南学人皆通脱好事，好谈兵戎之事，滑稽突梯，如不羁之马，时论以为皆出于王闿运之熏陶。


            陈宝箴是大清唯一一个公开支持光绪维新的地方督抚，变法失败后，他成为时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说他错在聘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致风气大坏；也有人说他本人并无大过，过在他的儿子陈三立交游太滥，以致终为所误。王闿运则说得有趣：“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如王安石变法，遇事多听其子王雱的；严嵩当国，唯其子严世蕃之言是从。这是古来有之的惯例，陈中丞不过是谨行古道罢了。”（按：陈宝箴为江西修水人。）
            

            　
            禹之谟挽陈天华联：“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竟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建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对身为湖南人自豪不已。诗中写道：“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辜鸿铭经常评论各国优劣。他曾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没有文化的美国》的文章，说美国除了爱伦坡的一首诗外，没有一首好诗。又曾在北大对学生谈及欧陆各国，说：“法国人做的面包也比别国俊。”


            徐树铮访问法国，在巴黎宴请朝野名流，膳单十分华贵。徐以中国人特有的谦虚致词：“今晚所备菜肴皆菲薄粗陋，不堪招待各位贵宾，万望原宥！”酒店经理听后大为震怒，认为徐影响其名誉，竟要提起公诉。不得已，徐只好登报解释这种中西文化差异。



            　
            秦翰才云：“清朝269年的天下，兴于摄政王多尔衮，亡于摄政王载沣；由福建人洪承畴协助顺治进关，又由福建人郑孝胥协助溥仪出关。”


            毛泽东曾主张湖南独立，他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写道：“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他甚至还为这个乌托邦起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名字。


            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进驻福建漳州，标榜“护法”，将福建南部的26个县，合称为“闽南护法区”，以贯彻联省自治之“先争取地方自治，后建立联省政府”的主张。陈治理漳州两年，成绩斐然，城市建设已经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如完备的地下排水系统，无疑为全国其他城市所无。德国媒体称赞漳州是“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美国领事卡尔顿向华盛顿报告：“陈氏在漳州时，曾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与重税”。


            蒋百里说：“国粹者，特色而带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民初满清逊帝溥仪大婚，各地遗老及士民均奉贺礼。曾为大清国重臣的徐世昌贺礼2万元为最多，张勋、张作霖、曹锟等都有重礼。大总统黎元洪则特别从关税内拨出10万元，8万为清室优待费，2万为代表民国的贺礼。各地遗老到京祝贺者极多，而奉贺礼最多的一省，却是始倡革命的广东。
            　


            　
            熊十力是哲学家，但最初是革命者。他于1901年开始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被验证了。


            1928年，闻一多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时武大的新校址位于落驾山。闻一多觉得“落驾山”鄙俗不堪，乃提议改为“珞珈山”，此议被采纳，并一直沿用至今。从此，武大学子皆以“珞珈子弟”自称。


            　
            蒋廷黼说他第一眼看到北平时，不禁对自己惊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北平证明中国过去是伟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为中国人实在值得骄傲。”但是他又说：“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没有的谦恭态度。他们处事谦恭、客气。无论是拉黄包车的、卖面的、卖馒头的、卖烧饼的……无不如此。”


            罗素说：“中国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获得外国人喜爱的本领。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中国，不论那些只是来旅游的还是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尽管有英日同盟，但我几乎无法回忆出一个在远东的英国人会象喜欢中国人那样喜欢日本人。”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作为陪都，重庆在抗战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忍受敌机疯狂轰炸的坚忍力令世人钦佩。当时有一四川老叟骄傲地说：“我们四川五味俱全——甜内江、咸自贡、酸保宁、辣资阳、苦重庆。” 
            内江产糖，自贡产盐，保宁产醋，资阳产辣酱。而重庆的特产，则是吃苦精神。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是把重庆比作中华民族的“胆”，而胆是苦的。
            　


            孔祥熙任财政部长，用人遵循“惟贤”和“惟晋”的原则。“贤”指的是铭贤师范学校，因为他是该校校长。“晋”当然是指他的老家山西。他解释道：全世界最会理财的是犹太人，英国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而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山西人经营了数百年的票号，于财政金融方面自然不遑他让。

            　　
            潘光旦善治年谱，孔祥熙想请他证明自己是孔子之后，他毫不客气地回绝道：“对不起，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蒋介石初见蒋廷黼，恭维他道：“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然后提到了他佩服的前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蒋廷黼答道：“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梁实秋晚年多次写到他曾任教的青岛，写道：“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又说青岛“真君子国也”。他留在大陆的女儿梁文茜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纱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于右任晚年在台湾，所作诗词多怀念故土，其《望大陆》诗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接连攻陷香港、安南、新加坡等殖民地，却唯独不攻澳门。此事大有渊源。当年葡萄牙人在南美建立巴西国，地广人稀，遂与大清国商谈移民华人之事，被满清政府拒绝，日本听说后即主动与葡萄牙人订立移民条约，因此巴西日本裔极多。大战中，葡萄牙怕日本进攻澳门，便请巴西向日本出具照会，以日裔处境为要挟，于是日本不敢进攻澳门。


            西元1960年，巫山十二峰之一的文峰之巅，如削绝壁上出现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每个字长宽约33米，占幅1000平方米，整幅标语相当于15个篮球场的大小。这五个字，是巫山县委为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以“摘帽”为精神鼓励，驱使本县100多名右派分子在峭壁上硬生生挖出来的。工事进行中，有五名右派分子因饥饿或被殴打而死。次年，郭沫若船过巫峡，看到这绝壁鬼斧，心情激荡之下赋诗云：“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可是，来年春草重生，百卉竞发，这个人间奇迹就这样被湮没了。



            汤因比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代的刘邦。（似由于刘邦创建汉代后，经过数代中华人的持续开发与经营，与西方并立的东方世界中国遂告别中古的封建时代，在已知的华夏文明范围内最终确立起随后延续至近代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


            陈寅恪说：“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无可疑。”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吴南屏自负才力，以为可追攀欧阳修、曾巩，但曾国藩论文时把他归入桐城派。吴怒而诘之，曾笑道：“欲吾删此文，须捐军饷万金。”因吴家颇富有也。
            　　

            甲午之战中，吴大澂为陆军统帅，自以为必胜，曾在阵前悬挂“免死牌”，以示轻蔑。日军大怒，都欲杀之而后快，惟有岸田吟香说：“吴某徒为大言，政事兵略非其所长，惟小学及篆法刀为一绝，若生擒之，断不可伤其性命，可以使其赴我国传清国绝学。”吴大澂为金文专家，雅好镌刻，行军时携有镌字工匠，经常亲手模仿夏商彝卣文字，令匠人镌刻在枪支木柄上，当时日军都以缴获其枪支为幸事。


            吴大澂书生领军，实在是他本人和国家的悲剧。甲午罢官后，家境贫寒，以贩卖字画为生，1902年，在贫困郁闷中死去。“本帅具七擒七纵之能，倭酋有三战三北之兆。”言犹在耳。吴女本娴，为袁克定妻。


            康有为擅书法，人称“康体”，却惟独不题扇面。有人怪而问之，他说：怕人拿着扇子上厕所，将字薰臭。
            　　
            　　
            梁启超酷爱麻将，每于演说之前大战不止，曾说：“予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擅治印，留学日本时，有同学请他刻“壮游日本”四字，他马上把石头扔了回去，说：“你仅游了个日本，就觉得很壮了，那些环游地球的，又该如何呢？”　　


            现代汉语许多词汇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皆是。梁启超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在古代汉语中本有“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卒未获得推广，于是这个被日语断章取义过的词——“经济”，竟成为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陈三立有所谓科学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穷理格物及于最纤微之处。他曾取一只病蝇置于案上，徐观其状，久久不倦。其诗精深真挚，根源正在于此。
            　　

            李涵秋撰小说《过渡镜》，刺炎凉世态，最初少人问津，后来为著名报人钱芥尘发现，乃为改名《广陵潮》，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前后十年之间，累资极可观。李涵秋叹息道：“近日涵秋犹是往日涵秋，何前弃而尽取耶？则信乎文字无定评，惟虚名是重耳！”
            　


            英国作家毛姆拜访辜鸿铭，深为中国一些经典著作未能译成西文而遗憾。辜鸿铭答道：“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四书》，早在一两百年前，已经有外文译本了。”毛姆不信，辜鸿铭便约好三日后拿给他看。接下来辜鸿铭便用了三天时间，译出了英、法、德语的《四书》译本。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作为一个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失身投靠濒临灭亡的满清政权，为其政治上最不明智的选择。后来他又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为袁世凯称帝造势，更为世人不齿。1919年，他以36岁的鼎盛春秋辞世，著述闳富，却有散佚的危险。他生前的好友山西富豪南桂馨出资，邀郑友渔、钱玄同、陈钟凡、刘文典等人编辑整理了《刘申叔先生遗书》，收集了刘氏的74种著作，有存亡续绝之功，此即“山西宁武南氏刻本”。


            段祺瑞酷爱围棋，但水平远不及其子段宏业。有一次父子对弈，汤济武作壁上观，眼看段祺瑞大负，只见他气哼哼地以手乱之，怒斥道：“你一无所能，就会下棋，有什么出息！”

            段芝泉之子宏业确不成器，五毒俱全，下围棋则甚精，时人誉为国手。


            　
            蔡东藩说：“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并辔游欧。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作序。不料梁的序写得奇长，因为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思潮有很多相似之处，遂大加发挥，如江河决止，不可收拾，一写就是8万字，较蒋著篇幅更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此即《清代学术概论》，其序反倒是蒋所写。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周作人译出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题为《小的一个人》，自觉此题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别无更贴切的译法。他拿到《新青年》发表时，陶孟和提笔加了个“小”字，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人》，立刻珠圆玉润了。周作人十分佩服，称陶为“一字师”。

            　　
            郭沫若为文，好用“哟”字，郁达夫则爱连用“啊啊”二字，吴稚晖则喜欢连用“呸呸呸”三字。有人据此作诗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
            


            樊增祥与易顺鼎是近代诗坛的两面旗帜，两人也惺惺相惜。易称樊为“樊美女”，樊称易为“易神童”。因为樊增祥直到老年，诗中仍多脂粉气；而易顺鼎五岁便能作诗了，故是神童无疑。
            　　

            张恨水在《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上连载《春明外史》，引起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便有热情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的晚报发售，以图先睹为快。小说连载5年，有关书中人物的命运，一直是北平街谈巷议的话题。后来连载的《金粉世家》也是如此。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冯玉奇十之七八为言情之作，哀婉缠绵至于极处，与张恨水并有井水歌柳之目。（按井水歌柳：北宋有井水处皆可歌柳永词。）
            　　

            李寿民别署“还珠楼主”，曾作过傅作义的秘书。他每日可写2万字，十日便可单行一册，为激发灵感，鸦片瘾极大。抗战中他滞留北京，被日伪拘留了70多天，幸好有爱读他《蜀山剑侠传》的人帮助他，才得以脱困。
            　　

            吴佩孚推崇杨云史：“云史诗清真雅正，自成大家。五言卓绝，尤称独步，近人无与比肩。”钱仲联亦云：“近代学唐而堂庑最大者，必推杨云史。”
            　　

            潘光旦从清华毕业后，以官费留学美国，攻读优生学，后来衍至家族、家庭、两性研究，尤善治年谱。有一段时间他整日埋头于某姓的家谱上，有客来访，辄以家谱为话题。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人门楣。”
            　

            鸳鸯蝴蝶派作家胡寄尘撰《墨子学辩》，考证墨子为印度人，招致如潮非议。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陈独秀撰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利用党内职务之便，请沈雁冰、陆缀文校对上海音，杨殷、罗绮园校对广州音，项英校对汉口音，邓颖超校对北京音。
            　　

            冯玉祥在常德时，每天学英文两小时。学习时，即在门外悬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学完后开门除牌，向人说：“冯玉祥复活了。”后来，他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用英文作反蒋演说。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喜欢下象棋，1936年在广州与潘景夷对弈，前两局一胜一负，第三局进入残局后，胡想用“跳卧槽马”逼出潘的老帅，不料被潘支起仕角，炮打了一只死车。胡当时就脑溢血突发倒地，三天后不治而死。
            　　

            邵洵美好赌，说赌博富于诗意，在赌桌上作新诗，输得越多作得越好，遂自称“赌博诗人”。他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齐白石在北平街头看到有人卖署名自己的假画，遂当面加以指责，不料此小贩振振有辞：“凡大画家没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说明名气越大。而且这些假画物美价廉，是卖给穷人的；而有钱人自然去买你的真品，对你有什么损失呢？”齐白石为之语塞，再看那些赝品，居然很有章法，于是乎竟然收这个小贩做了徒弟。


            赵元任是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当地人交谈。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讲巴黎的土语，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刘文典说：“要做好文章，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好了。‘观’是多观察，‘世’是懂世故，‘音’是讲音韵，‘菩萨’是济世救民之心。”


            张恨水谈章回小说的未来：“我不能推测它将来会怎样发展，也许我张恨水死去的一天，就是章回小说消灭的一天。这是地道的中国文化，许多大文豪最红的作品，多少有点受它的影响。”


            　
            吴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
            　　

            刘文典善治《庄子》，有《庄子补正》十卷，陈寅恪为之作序。他对此十分自负，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他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每次开讲，必先说一句：“《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吴宓也常去听，总坐在最后一排。当刘讲到自以为独到处时，总会抬头向后排张望，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必然会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日军空袭昆明时，警报响起，大家纷纷躲避，他看到沈从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对人说：“我是为庄子跑警报，因为只有我能讲《庄子》，他沈从文是为谁跑呵？”。
            　　


            柳诒徵家挂有一横幅，上书“吉人天相”四字。胡适问柳用意何在，柳说：“我家十一口人，住在一个大厢房里，这不是‘吉人天相’么！”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时，苦于鼠患，某日捕得十数只，忽动一念。令夫人烹治鼠肉，宴请心理学专业的同仁与学生，谎称偶获野味，邀君共享云云。席间潘率先大嚼，众人随之，皆赞好香。潘让大家猜是何肉，一时众说纷纭，群诘之，潘破口而出：“鼠肉！”众人哗然，有呕吐者，有頞眉者，潘一再解释此物无害人体，但之后无复动箸者。潘笑道：“我又在心理学上得到一条证明。”


            　
            刘子华为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跟周、邓等革命者不同的是，他在国外一直呆到1945年才回国。他用现代天文学的各种数据与《易经》、八卦之学的组合原理及辩证思想，互相印证，推断太阳系存在第十大行星，且为取名“木王星”、他以题为《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博士论文，得以被公认为第十大行星的最早鉴定人。当然，他的成果不断遭到质疑。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重庆和谈期间，周恩来拜访一代象棋大师谢侠逊，与对弈三局，结果三战皆和。谢侠逊大为惊讶，于是将次局的残局命名为“共纾国难”，发表在《大公报》上。次日，谢侠逊即遭到特务的毒打，几乎丧命。不料他极为倔强，更陆续发表“止戈为武”、“救民水火”、“制止内战”、“悬崖勒马”、“暴政必败”等棋局。
            　　
            　　　
            1949年，军统在云南捕获亲共人士九十余人，卢汉为他们向蒋介石求情，蒋的回电是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卢汉为之苦闷不已，求助于李根源，李即提笔将辞序改了一下，变成“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于是这些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周瘦鹃善治园林，他的“紫兰小筑”，池亭花石，不逊于苏州各大名园。但是他的小儿子在园中覆水而亡后，他便将小池掩废，只余一井，从此移情于花木盆景。1949年后，国家领导人常来参观他的园艺，朱德且赠有兰花。但是他没有逃过文革的冲击，园毁花销，自己也投井而死。
            　　

            郑逸梅平生写作笔记甚巨，对保存文史资料作出了极大贡献。事实上旧派武侠小说家宫百羽也写了几十册类似的笔记小品，但在文革中被毁于一炬，他也因此悒郁而死。
           

            毛泽东指导新中国外交工作，说我们的外交姿态就是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结果外交部的秀才们如何方等人都未见过“高屋建瓴”这个词，只好去查《辞源》。从此，中国人才开始广泛使用这个词。


            唐圭璋自诩是以“四声”填词（一般人只分平仄）的，当代少有，乃至仅有的词人。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唯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郭沫若在丽江黑龙潭的得月楼上题写了一幅对联，全为集毛主席诗词而成，文曰：“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文中且照顾到了附近的玉龙雪山，可说十分精巧。



            潘光旦被划成右派后，不能再写作和发表，因为当时有明确的规定，“戴帽子”和“右派分子”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出版物的作者栏中，甚至数学书都如此。潘于是埋头翻译达尔文的经典巨著——《The 
            Descent of 
            Man》，他的女婿胡寿文作他的助手。这部书译出后一直没有发表，直到潘在文革中受尽折磨重病不治后，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时，才在启封的房间中看到了已被水浸坏的译稿。她悄悄带走并保存了起来，直到1983年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汉译名著系列”中的经典之一——《人类的由来》。
            　　

            陈尚君是朱东润的关门弟子，曾务农八年，属于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记忆力超群，博览典籍，在文学史料的补缺方面成就斐然，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诗文达12000多篇，较之前辈学人如逯钦立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初新中国的对台声明一律只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位留美的台湾博士在访问大陆时一再建议：“台湾只是一块领土？岛上没有人住吗？这种说法很伤感情！”这个建议被周恩来听到了，于是不久后乔冠华在联大的演说中，首次多加了一句：“台湾人民是祖国的骨肉同胞！”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